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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北 方 —— 智 利 散 记 之 三
他住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曾是拉美现代文学的教授。九○年代初在北 京的《今日中国》当了三年专家，回国时带了个叫雪梅的中国媳妇。雪梅在哥 伦比亚生活了五年，由于内战的恐怖气氛和街头暴力，再加上外国人的种种困 境，最终弃他而去投奔美国。“她是个好女人，”哈乐德感叹道。哈乐德一辈 子结过五次婚，后两任都是中国人，看来他准有个中国情结。 我五年前去哥伦比亚麦德林参加诗歌节。那里处于内战状态，政府基本上 只能控制大城市。据说一支左派游击队扬言，凡家产五千美元以上的均属绑架 之列，不用说美国人，我看连中国白领差不多全都够格。而哥伦比亚人特别热 爱诗歌。诗歌节开幕式是在体育场，听众有上万人。我走南闯北，也从未见过 那阵势。哥伦比亚人还酷爱跳舞，街上到处搭着台子，只要音乐一响，行人就 踩着点儿翩然起舞。对于长年被战乱困扰的人们，诗歌舞蹈恐怕像空气和水一 样必要。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被电话叫醒。我们要到智利北方的重镇卡拉玛（Calama）， 那是诗歌节的一部分。我们一行包括半打诗人一个智利歌手一个口译，由诗歌 节主任何塞领队。在机场喝了杯浓咖啡，生绣的英文系统终于像钟表走动起来， 我开始跟同伴们搭话。这半打诗人来自不同国家：爱尔兰、斯洛维尼亚、葡萄 牙、巴西和智利，只有我身分不明。 在飞机上我睡着了。我的梦和飞机翅膀一起偏斜，猛醒，我们已降落在沙 漠中。卡拉玛位于阿塔卡马沙漠的中心，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干旱的沙漠。连沙 漠也分等级，那最干的应为上品吧。 相当于中国文化局一级的当地干部在机场迎候，语言不通，但他们粗糙的 手显然与土地和劳动有关，让人感到温暖。到机场附近的旅馆安顿下来，紧接 着是排得满满的时间表。 爱尔兰诗人保尔（Paul）和我是老熟人了。他出生在北爱尔兰乡下，大学 毕业后在贝尔法斯特的ＢＢＣ干了十多年，一九八七年搬到美国，进入颇具美 国特色的“创作专业”体制，多年媳妇熬成婆，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座教 授，两年前获普利兹诗歌奖。他是个好玩的家伙，机智幽默且急躁。每次汽车 发动，他都模仿马的嘶鸣；一煞车，他又发出马的哀嚎。他得意洋洋对我说， 他三岁就敢站在马背上。看来大学体制的鞭与轭，还是没驯服他。他会突然大 叫大喊：“嘿，来点儿摇滚乐。”然后在自己想像的舞台上哼哼唧唧，荒腔走 板，重温当摇滚歌手的梦想。可想当年披头四，给多少爱尔兰乡下穷孩子带来 希望。 我们先去了两所私立学校。第一所叫“达·芬奇”。教室里，身穿校服的 学生们表情严肃好奇。若没有四十年的距离，我应调换位置坐在他们中间。先 由几个学生背诵聂鲁达的诗，然后轮到我们念诗回答问题。他们的问题都很有 意思，比如一个女孩子问：“诗人为什么不能又年轻又成熟？”让我们这帮既 不年轻又不成熟的诗人瞠目结舌。保尔对我说：“问得好，这都是最古老的问 题。”如果我坐在他们中间，一定会问台上的我：“那个东方诗歌大国真的存 在过吗？” 担任口译的小伙子由于高原反应（海拔二四○○米）而虚脱，送回旅馆休 息。我也检查了一下自己脑袋，除了慢没什么毛病。口译一撤，我们这些不懂 西班牙语的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让何塞傻了眼。幸好有歌手马利奥（Mario）， 他在纽约住过多年，英文流利，到另一所学校就由他来翻译。马利奥比我小几 岁，平时挺温和，唱起歌来像狮子一般，让人惊悚。 何塞长得很帅，走路雄纠纠气昂昂，带动一头披肩发，好像在波浪中行进 。他有点儿傲慢，我想这跟他完全不懂英文有关。每次朗诵前一分钟，他才跟 我商量朗诵内容。平时照面，我们就像两个哑孩子，连比划带猜，实在急了就 蹦出法文：“ça va？” （怎么样）“ça va bien”（挺好）。 下午我们去附近的丘基卡马塔铜矿参观。这是智利最大的露天铜矿。自一 九一五年炼出第一根铜棒以来，智利大部分铜矿掌握在外国特别是美国资本家 手中。据统计，从三○年代到七○年代四十年间，美国从智利铜矿获取的利润 高达三十七亿美元。一九六五年智利国会通过“铜矿智利化”法案。根据这项 法案，智利政府通过购买股份得到对美国铜矿公司的部分管理权和所有权。一 九七○年阿连德政府干脆将外国铜矿公司收归国有，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智 利铜矿产量至今仍世界第一。最先使用青铜器的中国如今却缺铜，成为智利铜 的主要进口国。 我们戴上安全帽，搭乘大轿车来到矿坑边。这矿坑长四·三公里，宽三公 里，深近一公里。站在参观观台上向下望去，一辆辆装满矿砂的卡车像玩具车 缓缓爬行。而这些载重三百五十吨的矿车巨大无比。站在车前合影，我们还没 有它毂辘高。
晚上在卡拉玛市中心的小广场朗诵。随何塞的声声召唤，我们跃上一个西 班牙式的六角形亭子。扩音器吱吱嘎嘎尖叫着。街灯摇曳，人影聚散，词语迷 失在夜空中。有时候我觉得朗诵并非为了让声音留下痕迹，而是为了消失，特 别是消失在异地他乡，归于虚无。那是一种能量的释放。 我们被带到一家画廊，有红酒点心有官员致辞有本地诗人朗诵。小地方的 钟表慢，眼见着这庆典奔向午夜。保尔不耐烦了，嘶嘶地跟我抱怨，满嘴脏话 。我试图安慰他，让他从美国东部的精确时间中解放出来。我坐在几个本地诗 人之中，其中有个六十开外的男人会讲一点儿英文。他把刚刚出版的诗集送给 我，磕磕巴巴说着什么。他是个美术设计师，住在另一个小镇，昨天才开始参 加文化中心诗歌组的活动。这让我想起中国某个偏远小镇的诗人聚会。看来只 要有人烟的地方，诗歌这古老的手艺就不会失传。 第二天上午驱车去一个名叫阿塔卡马圣比得（San Perode Atacama）小村 镇，途中在一个印加人的要塞遗址停留。山坡上到处是残垣断壁，层层叠叠。 印加人是南美印地安人，印加帝国的版图曾一度覆盖整个南美洲。四百多年前 葬于西班牙人手中。由于没有明确的继承法规，印加帝国爆发了内战。一五三 一年，法兰西斯科带领不到两百个士兵从西班牙港口出发，乘虚而入。得知印 加国王同意接见，法兰西斯科在一个废弃的小镇摆下“鸿门宴”。令他们惊喜 的是，印加国王不仅接受了邀请，还声称他的随从不带武器。席间，一个牧师 劝他信奉基督教。这是进攻的信号。不到半个小时，三千印加人全部被杀。一 个帝国就这样终结了。 阿塔卡马圣比得这个六千人口的小村镇是沙漠中的绿洲，一直可追溯到远 古时代。村里仍保留着原始形态，全都是干打垒的房子院墙，门窗用图案装饰 ，色彩艳丽。条条土路通向一座土坯盖的白色小教堂，那是村镇的中心。我们 就在教堂前的小广场上朗诵。这是慵懒宁静的星期六中午。听众散坐，有本地 居民也有外国游客。四五个孩子就近趴在一棵大树下，窃窃私语。当保尔用浓 重的爱尔兰口音朗诵时，一只小黑狗突然激动不已，狂吠着穿过广场，大家忍 不住笑了。事后我跟保尔开玩笑说：“看来那只狗是你最忠实的听众。” 回到圣地牙哥已很晚了。我的中国胃开始跟我过不去，非逼我去寻碗汤面 。出旅馆百余步，进“龙辉酒家”。侍者智利人，又无中英文菜单。绝望中， 一个中国人从柜台后步出，儒雅谦和。他就是老板。我说我只要汤面一碗，别 无他求。他问我来路，自报家门，他居然知道我，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一大碗汤 面。他告诉我，圣地牙哥中餐馆都是做智利人生意的，久而久之，连厨师也不 会做地道的中国菜了。他不仅分文不取，还约我第二天共进午餐，说有个哥儿 们是天津的特级厨师。我有心推托，但我的胃激动不已。第二天我欣然赴宴， 老板正接待客人，天津厨师忙着炒菜，由厨师夫人和一位从景德镇来的陶瓷商 作陪。菜上齐了，厨师现身。他是典型北方汉子，曾在天津开了两家馆子，生 意一度很火。他们两口子来智利，是为了陪在圣地牙哥足球俱乐部踢球的儿子 。从长计议，他们正要盘下一家餐馆。翘首仰望一颗上升的明星，看来中国足 球有指望了。而大部分中国人到此都是为了寻找商机，一旦获得永久居留权就 投奔美国。 当晚是诗歌节闭幕式。我们在圣地牙哥作家协会朗诵。舞台左侧挂着米斯 特拉尔的肖像，右侧是聂鲁达。听众们鼓掌热烈。朗诵似乎是一种集体猜谜活 动，听众鼓掌，则表示他们全都猜中。 第二天吃早饭碰见哈乐德。他依然围着红围巾，但明显见好。他送给我一 张名片，上面是个沉睡少年的照片。哈乐德说这是他的养子。一九九三年，他 和雪梅一起从北京回哥伦比亚定居。为博得郁郁寡欢的雪梅的欢心，他在波哥 大附近置地盖房养马牛鸡犬。而这种田园生活在哥伦比亚是不真实的，雪梅还 是走了。哈乐德病了，体重急增到一百八十公斤，家人把他送到疗养胜地开刀 治疗。在那儿认识了个叫艾迪生的乡下孩子，他家境贫寒，没受过什么教育， 但聪明能干。哈乐德无后，认养子，把他带回波哥大。艾迪生为他开车，照料 土地家畜。二○○三年夏天，游击队开始争夺这块地盘。他们把哈乐德八十一 岁的叔叔抓去，在地牢关了五个月，直到缴足了罚金才释放。今年六月，游击 队登堂入室，当着他的面折磨艾迪生，然后把哈乐德抓走，直到他同意放弃家 产才甘休。他哀求他们保全艾迪生的性命。他们先答应了，最终食言。 安第斯山脉在脚下越变越小，像孩子在海滩堆成的沙丘。拉丁美洲大陆伸 向我的童年——是啊，我曾为地球另一角想入非非。其实说来他乡和故土并不 远，只不过我当时年纪尚小，对人类的苦难与欢乐一无所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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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小镇一排排简易房是统计数字以外的现实。那支劳动大军在繁衍中行
进，世世代代，就像沙漠中的河流一样带有宿命的悲哀。可以想见，矿工儿子
唯一的出路就是当矿工，他们很难娶上媳妇，只有更穷的农村才能填补这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