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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說 周 氏 兄 弟
１９８８年秋我頭一次來美國，在芝加哥結識了周氏兄弟。他們哥兒倆陪 著玩了三天，下中國館子，上空中酒吧。芝加哥于我有如天堂。他們慷慨豪爽 ，不容分說，全都由他們買單。 待１９９１年夏重訪芝加哥，我一下從天堂跌到地獄。那回是來芝加哥大 學參加研討會，前后住了一個多月。首先是地域歧視：台灣香港學者住飯店住 高級公寓，而我和几個大陸學者擠在學生宿舍。我睡客廳沙發，連做噩夢都不 敢翻身。出門才是真正的噩夢：街區破敗，路燈昏暗，到處是形跡可疑的人， 包括我自己。 周氏兄弟救星般出現，再次把美國夢展示給我們。那時他們剛買下一個波 蘭人俱樂部，改裝成畫室兼住宅，在那兒舉行盛大的晚宴招待我們。燈紅酒綠 ，侍者如云，外加舞台上的美國歌手和樂隊，有如風卷殘云，把我們這些國際 流浪漢弄得目瞪口呆。 會議結束后，我從學生宿舍搬到他們家小住。除了跟山作的兒子墨虎玩電 子游戲外，我到附近唐人街溜達。嫂子秀玲聰慧能干，里里外外操持家務。與 外貌不同，他們哥兒倆其實生性憨厚，讓人感到溫暖。 此后在這個世界上又多了個家。我几乎每年都來芝加哥，總是在他們家落 腳。平時極少聯系，但一見面就好像昨天才分手。我還常常帶上各路朋友，多 則十來口子，暢飲飽餐留宿，倒是誰跟誰都不見外──本來嘛，四海之內皆兄 弟。他們哥兒倆慷慨大方是出了名的，據說每次去紐約，都設宴招待那些中國 來的窮畫家，大家奔走相告，浩浩蕩蕩，有如過節一般。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７日至２月１日，在瑞士達沃斯市的世界經濟論壇上， 各國政要財經名流相聚一堂，探討人類新世紀的前景。開幕式上，周氏兄弟應 邀當場作畫。在三米高九米寬的畫布前，他們揮洒自如，酣暢淋漓。全過程只 用了４５分鐘，博得滿堂喝彩。包括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內的好几位國家元首紛 紛請他們共進晚餐。 山作原名少立，大荒原名少寧，壯族人，出生在南寧市武鳴縣。外祖母周 錦華創辦了武鳴縣第一所女子學堂，擔任校長，并教美朮音樂。由于與丈夫的 封建觀念發生沖突，她毅然帶女兒另立門戶。女兒周懿馨后來也成了教師。外 祖母是全家的主心骨。她從小教他們書法，臨摹《芥子園畫譜》。 在這個“母系”家族中有個陰影，那就是周懿馨的丈夫蒙淵。他擅長詩文 ，貪杯，重友情。大荒剛出生不久，他因酒后妄言“外行不該領導內行”，進 了學習班，不僅不檢討，反而更加慷慨陳詞。學習班結束后，他給大荒買了件 小毛衣，匆匆回家，可等待他的是手銬。他被判重刑進了勞改營。母親讓兒女 隨外祖母改姓周。她每月靠４０元的工資，獨自撫養兩位老人和五個兒女。蒙 淵從這個家庭永遠消失了。 與周氏兄弟交往這么多年，從未聽他們提起過親生父親。在他們哥兒倆中 ，我跟山作來往較多，他口拙心細，酒量過人。其天性中的浪漫與溫情，包括 酒量，顯然來自他父親。 每次來芝加哥做客，他們就像變戲法一樣讓我吃驚：買房子置地蓋私人花 園，辦基金會，建文化中心，資助青年藝朮家﹔更邪乎的是這兩年在密西根湖 邊買下１６０公頃的林地，正拓展成自己的雕塑公園……在無夢的時代，這是 一種做夢的能力。要說富人我見過不少，沒有想象力就是金錢的奴隸。 昨夜先在他們家的酒吧和朋友聚會。其中有大都會的男低音、百老匯的黑 人歌手、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商人、本地中文報紙的老板。曲終人散，我和山 作到畫室接著喝。我們說起文革和賈誼《過秦論》，也說起他父親。抗戰時期 ，有一天日本飛機炸毀了學校，他父親帶著百十來口子教職員工回家投宿，管 吃管喝。“外祖母一提起這事就抱怨，”山作感嘆道，“可他就是這樣的人。 ”我想到兩代人的命運。蒙淵因酒后失言而萬劫不復，若無時代變革的大勢， 他們哥兒倆再有本事，恐怕也很難逃脫父親的命運與陰影。 六十年代末，山作到三百里外的山村插隊落戶。除了拼命干活，他開始畫 主席像，并攢錢外出見世面。七十年代初，部分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他兩次 報名，都因出身不好被拒。１９７３年他返回家鄉，外祖母已故去，小樓頹敗 。久別重逢的兄弟倆一時沖動，共同創作了第一幅油畫《波浪》。畫面是兩人 划一葉小舟破浪前進，試圖沖破畫框的局限。那是兩個苦孩子對外部世界的夢 想。 山作和大荒先后被借調到廣西彩調劇團和省歌舞團搞美工。１９７８年山 作終于考進上海戲劇學院舞美系。留在南寧的大荒，在給哥哥的信中感嘆道： “自從你去了上海，我感到很孤單，總覺得失去了什么。我常去我們一起散步 的地方，為我的未來與事業憂慮，命運似乎在扼殺我……我們哥兒倆必須一起 走在通往新世界的路上，為藝朮的終極目標奮斗。”大荒提出要到上海戲劇學 院當旁聽生，未等到哥哥回信他就上路了。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８日，大荒來到上海戲劇學院。而山作只有一張鋪位， 哥兒倆決定輪流睡。山作白天正規上課，大荒睡覺，晚上山作把教室鑰匙給他 ，大荒畫個通宵，早上再回到哥哥鋪上。但很快就露餡了，老師被這種精神深 深感動，決定讓大荒上課。不久，由于學校的電視機被偷而加強保安措施，非 本校學生不得進入宿舍，大荒先在馬路邊和游樂場的滑梯平台上過夜，后搬到 公共澡塘──那里晚１０點關門早６點開門，出租鋪位。 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在中國美朮史是個重要轉折。眾多外國美展和與 主流沖突的美朮事件此起彼伏。和大多數美朮院校的學生一樣，周氏兄弟為所 見所聞激動不已。正如他們第一幅油畫《波浪》中所渴望的那樣，時代變動中 釋放的能量正把他們帶向畫框以外。 在上海學習結束后踏上絲綢之路，敦煌壁畫和龍門石雕讓他們震驚。畫風 開始轉變，漸漸偏離早期的寫實主義。待他們再回到南寧，已經受不了省城那 沉悶的氣氛。他們在文化局的破倉庫建起秘密的畫室，晝夜投身其中。 １９８０年２月，周氏兄弟在自己家鄉找到新的源泉。花山壁畫蔓延四百 余里，橫跨四個縣，最大的有兩百多米高，一百多米寬，一千三百個原始圖形 。他們乘竹筏沿河漂流，搭竹梯攀登峭壁。在竹筏或河灘上夜宿，捕魚摘野菜 喝燒酒。數天工夫，畫滿了几十個速寫本。這些可追溯到戰國時期的壯族人壁 畫，沉向他們的意識深處，甚至潛入夢中。根據速寫，他們創作了四千多幅壁 畫。好奇的人們到畫室參觀，發現全是些裸體男女。于是有人打小報告，他們 被點名批評，大荒甚至上了下一輪解聘的名單。 時來運轉。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他們持一封老師的介紹信到北京專程拜訪 了中央工藝美朮學院院長張仃。張仃非常喜歡他們的壁畫，立即安排在學院畫 廊展出。他成了改變他們命運的關鍵人物。１９８３年２月，他們再次來到北 京，開始在中央工藝美朮學院進修。１９８５年２月，他們在中國美朮館舉辦 了花山壁畫藝朮展覽。開幕式那天，張仃正在石家庄出差，他那天心神不寧， 生怕出什么差錯，直到晚上聽到中央電台的相關報道，心里才踏實下來。 記得他們展覽結束那天，正趕上我女兒呱呱落地。那几天我每天騎車經過 美朮館去協和醫院，都會看到“花山壁畫展覽”的廣告牌。由于這兩件本來毫 不相干的事都與誕生有關，我記住了這兄弟倆怪異的名字。 １９８６年他們來美國時，兜里只揣著３０美元，外加隨身攜帶的五十幅 畫。英文不靈，一個月后就敢接受美國電視台的采訪。大荒告訴我，他倆甚至 連問題都沒聽懂。不久他們接連參加了全美最重要的畫展。在１９８８年芝加 哥國際藝朮大展中，几十幅作品大都賣掉。其中一幅的售價高達３０萬美元。 山作實在地說：“那種一夜醒來名揚天下的感覺，只有那些吃盡苦頭的人，才 深有體會。” 我無意講一個成功的故事。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成功的故事多半很無聊， 大同小異，往往是商業包裝和自我吹噓的混合。說到成功，不少當年的朋友一 個個眼睜睜地被金錢名聲淹沒﹔而周氏兄弟不同，他們穿著那又尖又扁的皮鞋 在成功之上沖浪。其實，讓我好奇的是這兩個中國內陸的苦孩子，是怎么一步 步走向世界的。在這一過程中，肯定有不少偶然因素，也許唯一能把握的是他 們的內在動力，動力越大，才能走得越遠。我想這一定和外祖母的言傳身教， 母親的吃苦耐勞，父親多情的天性與陰影有關。往更深里說，恐怕和他們的少 數民族血液有關。與“大漢族”文明過度成熟后的衰敗相比，少數民族仍保持 著真率、驍勇、富于創造性的生命力。所謂內在動力，也許正來自這血緣的召 喚，并由此一直可追溯到那古老的壁畫中。 周氏兄弟的繪畫無疑同時受到抽象表現主義的重要影響。抽象表現主義是 二戰后以紐約為中心的一場藝朮運動。當時由于戰亂，許多重要的歐洲畫家來 到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又稱為“紐約畫派”）應運而生。一般說來，抽象表 現主義畫家是在立體主義所帶來的解放感中尋找形式的同時，在超現實主義中 汲取即興表現的靈感與技巧。至五十年代末，抽象表現主義運動走向衰落，意 味著現代主義的終結。六十年代出現的“波普”藝朮是對現代藝朮的反動，那 是西方美朮重大危機的開始。 西方現代藝朮往往是到“異國他鄉”的“原始文化”中尋找“靈感”，而 周氏兄弟則是從“異國他鄉”出發，把中國寫意畫的精髓和古老壁畫的原始符 號帶入西方的現代藝朮中。換個角度來說，是他們到西方這個“異國他鄉”的 “原始文化”中尋找“靈感”。這種逆向過程，或許是我們對“全球化”闡釋 的另一個維度。從這一點出發，反而比較容易理解他們的作品：那畫面中大量 的留白和筆觸技法，讓人想到八大山人﹔而原始符號的自由運用，讓人想到中 國書法和古老的象形文字。 也許最神奇的是他們共同畫畫的方式。我問他們在創作過程中會不會發生 沖突。大荒回答說：“沖突是一種張力，會在整體畫面上變得和諧一致。”和 大荒接觸多了，發現其野蠻的能量恰好與山作那總體的氣勢構成平衡。或者可 以這樣假設，沒有哥哥的話，大荒的能量具有某種毀滅性﹔沒有弟弟的話，山 作的氣勢會缺少必要的躁動。 凌晨四時，我和山作仍在對飲，一瓶法國高涅克快見底了。牆上油畫中的 那些原始圖形突然舞動起來，威武雄壯。回房間的路上，我腳下絆蒜，怎么也 走不成直線。山作攙扶著我，我們跌跌撞撞穿過黑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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