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 國 的 謠 言 比 較 純
一樁是越南戰爭時的美軍總指揮威斯特摩蘭控告ＣＢＳ，要求賠償一億兩 千萬美元。起因是東京灣事件（美軍聲稱在海上受到偷襲，開始轟炸北越，一 般作為美國大規模卷入越戰的起點）二十周年時，反思越戰節目特別多，ＣＢ Ｓ在一個節目中聲稱威斯特摩蘭夸大戰績，誤導上級，不必要地延長了越戰。 另一樁是以色列前國防部長沙隆控告《時代》周刊，也是大手筆，要求賠 償美元五千萬。沙隆是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主要策划者。巴勒斯坦難民的涌入 導致黎巴嫩社會的分裂，當地基督教民兵協助以色列攻擊巴解游擊隊。據《時 代》周刊報導，沙隆在一次會議上得悉了基督教民兵將要清洗巴勒斯坦難民營 的消息，他卻聽之任之，未予制止，等于是默許了對平民的屠殺。 越南戰爭和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在美國都是不得人心的戰爭。但是美國這 個社會，不會因為威斯特摩蘭和沙隆指揮了不得人心的戰爭就不讓他們說話， 哪怕沙隆還是個外國人。而威斯特摩蘭和沙隆，作為軍人，自有他們的榮譽感 ，暫且不論所參與的戰爭是否正義，私人品格的清白總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沙 隆特地趕到美國來，聲稱就是要在美國打這場官司，頗有一點文革后老干部復 出時“在哪里被打倒就要在哪里站起來”的氣派。 記者畢竟只是轉彎抹角打聽來的消息，而威斯特摩蘭和沙隆手里有當時各 類原始記錄，法庭相逢，高下立判。兩位將軍很神氣地從公文包里摸出有關文 件，揮舞一下，念上几段，輕而易舉地証明了ＣＢＳ和《時代》周刊的報導有 誤。 窮學生讀報讀到這兒，眼都綠了，一頁頁只看到茵茵的美金亮色。記得在 大陸時，女作家楊沫控告她的傳記作者誹謗，在几個細節問題上証明了傳記與 實情不符，就打贏了官司銷了書。甚至沒有人想到去問問她：她的前夫張中行 先生，几十年被人當作《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澤，這筆賬又該怎么算，張先生 是否真的是國難當頭卻無動于衷、還把被追捕的抗日英雄趕出家門？這回美國 的原告比楊沫更有來頭，咱們是只能眼睜睜看著故將軍飲罷歸來一袋袋裝美元 了。 結果卻是大出我的意料。將軍們保住了面子，但ＣＢＳ和《時代》周刊也 沒輸掉官司──原來美國誹謗案的審理與中國大陸有很大不同。單是細節失實 ，并不構成造謠﹔要打贏誹謗官司，控方必須証明作者有“確實的惡意”（Ａ ｃｔｕａｌ Ｍａｌｉｃｅ），即作者明知消息有誤卻仍然作出不實的報導， 以達到誹謗的目的。而ＣＢＳ和《時代》周刊的記者只是履行自己的職責，他 們也在條件允許的范圍內盡可能地作了核對，沒有証據表明記者們懷有“確實 的惡意”，報導失實但誹謗罪不成立。官司還是可以打的，關于這兩樁官司的 大量新聞，讓威斯特摩蘭和沙隆有了一個在公眾面前洗刷自己的機會。但這官 司也是很難打贏的，直至今日，ＣＢＳ和《時代》周刊依然源源不斷地播送著 常常令大人物不太愉快的新聞。畢竟，公眾有知的權利，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 原則。 再回過頭來看中國大陸的情形，想起有一段時間告記者、告作家蔚為風潮 ，不由覺得，個別無良文人胡編亂造，固然是個問題，但是我們的法律似乎也 不夠合理。而對法律的理解，又是和整個文化背景不可分的，漢語的“造謠” 、“說謊”這類概念，是不是本身就有不夠精確、不夠合理的地方？ 不由得要去查查原版字典，看看中學里就學過的英語ｌｉｅ到底是什么意 思。几本字典查下來，用詞略有不同，但意思都一樣：
（抱著欺騙的企圖，作出不真實的陳述）
謊： 假話﹔騙人的話。
英語的ｌｉｅ卻只有第一種意思。在法律上，也只有第一種情況才能判誹 謗罪。原來美國的謠言比中國的純！他們的“造謠”是真心地造謠，他們的“ 說謊”是實意地說謊。怪不得美國人聽到你說他ｌｉｅ，臉色就大變。因為這 是誅心之論，等于當面罵他品質卑劣。而在漢語里，被人斥“造謠”，可能只 不過是把黨委書記三百平方米的新房誤說成了一百六，只怪你沒資格去他的新 房實地看一看。于是你揭發的用公款建私房的所有檢舉都成了“誹謗中傷”， 黨組織和專政機關說不定要送你一頂“造謠惑眾”的帽子，批斗和判刑也是完 全可能的。 本來，有點實際生活經驗的人都不難明白，世界上的事情千頭萬緒，一個 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細節，而且信息在傳遞的過程中一定會產生扭曲，說話寫文 章，要求百分之一百符合事實，基本上不可能。尤其是私人的事情，實在很難 指望別人完全說准。不信，回家請你母親講一遍你的童年，再請你父親講一遍 ，母版和公版，保管細節有所不同。至親尚且如此，他人何復論哉。如果把不 是絕對符合事實的話都當作“造謠”懲辦，任何報紙都辦不下去，任何電台都 要關門，這世界上不會有言論自由。 不但傳播媒介要被警察封閉，甚至控訴作者“造謠”的案件都審不下去， 因為証人很可能會掉進“造謠”的陷阱而遭到反訴。按美國規矩，証人走上法 庭，要把手按在聖經上庄嚴宣誓：述說事實，只說事實，而且是所有的事實。 他們是宣了誓要說實話的。但緊接著証詞，就是兩方律師的雙重質詢，而對方 律師的一種主要手段，就是揭露証人的話不符合事實。這可能是由于對事件的 過程缺乏通盤了解，或是記憶不夠精確，或是對流行意見和所謂“公眾輿論” 的盲目信任和盲目接受，或是辦案人員在調查時的不當暗示……如果作者在沒 有惡意的情況下寫了不合事實的文章要算“造謠”、“誹謗”，那么宣了誓的 証人說了不合事實的話，豈不更應該追究法律責任？如果我們把這個邏輯推進 到底，現代司法制度根本無從建立。 而在中國從前的司法制度里，証人也確實夠可憐的。看看一些古典小說（ 比如《啼笑姻緣》）所描寫的，証人和嫌犯一樣押來解去，一樣上堂打屁股， 動不動還會惹上“舉証不實”的罪名，或丟進大牢，或流放外州。 從上一世紀中葉起，先是有李鴻章、張之洞等要學洋人的船堅炮利。甲午 之戰，船堅炮利的北洋水師全軍盡墨，于是康有為、梁啟超等認識到單學船堅 炮利還不行，還要學西方的典章制度。辛亥革命從西方搬來了不少典章制度， 特別是推翻了帝制，代之以總統選舉，卻只會是養肥了一批跟著軍閥指揮刀轉 的“豬仔議員”。于是魯迅、胡適等人大力倡導改造舊有文化、學習西方思想 。比較中美兩國有關誹謗的法律條文執行情況，厘清中英文“造謠”、“說謊 ”等詞的概念上的區別，大概可算是對魯迅、胡適等人的五四吶喊的一條背書 ：如果沒有思想上的反思，概念上的改變，即使參照發達國家的先例，制訂了 用意良好的法律，也未必能達到維護公眾利益的目的。 上面所強調的，都是說對“造謠”要考查動機，要看說的人是否懷有“確 實的惡意”。另一方面，在美國，并不是說發現了“確實的惡意”，就一定是 造謠誹謗。這同樣是為了保護言論自由。比如說，美國人諷刺柯林頓說得多做 得少，有這么個笑話：
答：“比爾，我們光顧著說話了。”
這種對言論自由的保護，有時可以極端到令正直的人難以忍受。一個著名 的例子，可看好萊塢電影《公訴弗林特》（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ｖｓ Ｌ ａｒｒｙ Ｆｌｙｎｔ）。影片基于真人真事。弗林特是一本色情雜志的老板 ，他用極其下流的漫畫攻擊自己的論敵。論敵告他誹謗，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 院，最高法院判弗林特無罪。大法官們并不欣賞弗林特的下流行徑，但是，為 了社會整體利益，他們寧愿保護弗林特這一點“造謠”的自由。 好萊塢對言論自由的尺度，自然是非常敏感的，這大概是有人要拍《公訴 弗林特》的原因。但弗林特在影片中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他的形像是猥瑣的 ，影片的基調是暗淡的。即使當弗林特在最高法院勝訴的時候，銀幕上也沒有 亮艷的彩色，沒有或高吭或抒情的音樂，更沒有什么高高南飛雁或滾滾黃河水 出來象征一番。決沒有我們某些導演拍到“正面人物”時一定要賣弄一番的俗 套。 或許，只有這種美學上的分寸感，才能在法律所標示的、不那么令人向往 的下限和道德所激揚的、不那么容易達到的上限之間，為我們提供一種微妙的 平衡。話說到這兒就有點玄了，這是在西方過日子的一種奢侈。回到中國，我 們現在所需要的，還是為合理的法律所界定的言論自由吧──而且這言論自由 里，還應該包括合理的“造謠”自由。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