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聽到馮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應是麻木的，像一個被凍僵了的人 在記憶的火邊慢慢緩過來﹔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這一幕，清晰可辨， 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門，一切就可以重新開始。

　　我和馮伯伯住在同一個民主黨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１號，那曾是 鄭和的宅邸。后來不知怎地，在囫圇吞棗的北京話中，“三寶老爺”演變成了 “三不老”。我們院的變遷，就如同中國現代史的一個旋轉舞台，讓人眼暈： 剛搬進去時還有假山，后來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爐煉鋼鐵，蓋食堂吃大鍋飯﹔ 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開放又填實，立起新樓。我和馮伯伯 應該是７３年以后認識的，即他隨下放大軍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時跟著收音機 學英語，通過我父親介紹，結識了這位翻譯界的老前輩。那時都沒有電話。一 個匱乏時代的好處是，人與人交往很簡單──敲門應聲，無繁文縟節。再說民 主黨派全歇菜了，翻譯刊物也關張了，馮伯伯成了大閑人，百無一用﹔他為人 又隨和，喜歡跟年輕人交往。于是我利用時代優勢，闖進馮伯伯的生活。

　　要說這“聽風樓”，不高，僅丈余﹔不大，一室一廳而已。我從未入室， 熟悉的只是那廳，會客、讀書、寫字、用餐、養花等多功能兼備。一進門，我 就近坐在門旁小沙發上。一個小書架橫在那里，為了把空間隔開，也給窺視者 帶來視覺障礙。馮伯伯往往坐對面的小沙發，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 著樓角，想必冬天西北風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聽風樓”。若引申， 恐怕還有另一層含義：聽人世間那凶險莫測的狂風。

　　馮伯伯學的是工商管理，即現在最時髦的ＭＢＡ。他在上海滬江大學上二 年級時結識鄭安娜。當時英文劇社正上演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他一眼 就看中了台上的鄭安娜。他們于１９３８年成婚。他說：“和一個英文天才結 婚，不搞翻譯才怪。”

　　待我見到鄭媽媽時，她已是個和藹可親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几乎都是她來 開門，向客廳里的馮伯伯通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她總是系圍裙戴袖套 ，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務事。她從老花鏡上邊看人，用老花鏡外加放 大鏡看書看世界。她在干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時治療，結果一只眼瞎 了，另一只眼也剩下微弱視力。我一直管她叫“馮媽媽”。她輕聲細語，為人 爽快﹔偶爾也抱怨，但止于一聲嘆息。她是由宋慶齡推荐給周恩來的，在全國 總工會當翻譯。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樣，馮伯伯在翻譯中遇到疑難總是問她。

　　記得我當時試著翻譯毛姆的《人性枷鎖》的第一章。有個英文詞ｅｇｇ－ ｔｏｐ，指的是英國人吃煮雞蛋時敲開外殼挖下頂端的那部分。我譯成“雞蛋 頭”，又覺得莫名其妙，于是找馮伯伯商量，他也覺得莫名其妙。他說，飲食 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譯的。我們討論一番，還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雞蛋頭”。

　　說實話，我用這么簡單的問題去糾纏一個老翻譯家，純粹是找借口。他們 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來的書，特別是外國文學作品。那些書名我都忘 了，只記得有一本馮伯伯譯的海明威的《第五縱隊》，再現了海明威那電報式 的文體，無疑是中國現代翻譯的經典之作。他自己也對《第五縱隊》的翻譯最 滿意。在一次訪談中，他說：“你想一次翻譯成功不行，總是改了又改，出了 書，再版時還要改，我譯的海明威的戲劇《第五縱隊》，我推倒重來了五、六 次，現在還得修改，但現在我已沒力氣改了。因此，我曾苦惱、氣餒，想改行 ，可翻譯是我的愛好……”

　　馮伯伯是個溫和的人，總是笑瞇瞇地叼著煙斗，臉上老年斑似乎在強調著 與歲月的妥協。我那時年輕氣盛，口無遮攔，而他正從反右和文革的驚嚇中韜 光養晦，卻寬厚地接納了我的異端邪說，聽著，但很少介入我的話題。

　　正是我把四人幫倒台的消息帶到聽風樓，我們的關系發生了改變，我不再 是個用“雞蛋頭”糾纏他的文學青年了，我們成了“同謀”──由于分享了一 個秘密，而這秘密將分別改變我們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馮伯伯徹夜難眠， 為了不驚動馮媽媽，他獨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風云變幻，大半輩子坎坷都歷 歷在目。他本來盤算著“夾起尾巴做人”，混在社會閑雜人員中了此殘生。

　　他寫道：“十年動亂中，我被謫放到南荒的勞改農場，每天做著我力所不 及的勞役，心情慘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著糞車，走過一家農民的茅屋， 從籬笆里探出頭來的是几朵嫩黃的向日葵，襯托在一抹碧藍的天色里。我突然 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綠色牆上挂著的梵高《向日葵》。我憶起那時家庭的歡 欣，三歲的女兒在學著大人腔說話，接著她也發覺自己學得不像，便嘻嘻笑了 起來，爬上桌子指著我在念的書，說等我大了，我也要念這個。而現在眼前只 有几朵向日葵招呼著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飄浮，沒個去處。以后每天拾糞， 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寧愿到這處來兜個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變成 灰黃色的向日葵，重溫一些舊時的歡樂，一直到有一天農民把熟透了的果實收 藏了進去。我記得那一天我走過這家農家時，籬笆里孩子們正在爭奪丰收的果 實，一片笑聲里夾著尖叫﹔我也想到了我遠在北國的女兒，她現在如果就夾雜 在這群孩子的喧嘩中，該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見自己的父親，衣衫襤褸，推著 沉重的糞車，她又作何感想？我噙著眼里的淚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 《向日葵》，他在畫這畫時，心頭也許遠比我嘗到人世更大的孤淒，要不他為 什么畫出行將衰敗的花朵呢？但他也夢想歡欣，要不他又為什么要用這耀眼的 黃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馮伯伯是個不善表達感情的人。沒想到他在這篇短文中竟如 此感傷，通過一幅畫寫盡人世的滄桑。一個記者前几年采訪馮伯伯。據他記載 ，他最后問道：“你能簡單地用几句話總結你的一生嗎？”馮亦代沉沉地說： “用不了几句話，用一個字就夠了──難。”末了，老人突然愴然淚下，不停 地抽泣。

　　我們不妨細讀這篇段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這幅畫卻 沒有帶來﹔總覺得這幅畫面與當時四周的氣氛不相合拍似的。因為解放了，周 圍已沒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但是曾几何時，我又懷戀 起這幅畫來了。似乎人就像是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暉里，都拼命要抓 住這逐漸遠去的夕陽。”這種內心的轉折，反映了知識分子與革命的復雜關系。

　　馮亦代于１９４１年離開香港前往重慶，臨行前曾受喬冠華囑托。到重慶 后，他對左翼戲劇影業幫助很大，并資助那些進步的文化人士。到了遲暮之年 ，記者在采訪中問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他沉默了半天，又 說：“我做的事都是黨讓我做的，一些黨內的事是不可以公開的。做得不對是 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責任，但是一開始都是黨交給的工作。我只能講到此為止 。”黃宗英逗著問他：“總能透點風吧。”他斷然地說：“連老婆也不能講。 ”也許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種事是可笑的，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連國家檔案局 的資料都解密了，還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馮伯伯說的不是別的，而是他 在青年時代對革命的承諾：士為知己者死。

　　據馮伯伯的女兒馮陶回憶：“１９４９年解放以后，周恩來讓胡喬木到南 方去搜羅知識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們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媽媽到了 北京之后忙得不得了，根本見不著他們……那段時間應該是他們意氣風發的時 候，因為自己的理想實現了，他們希望建立這樣的國家。后來爸爸調到了外文 出版社，沒過多久，就開始了反右運動，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個被打成右派的。”

　　據說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風會上，大家都急著把帽子拋出去，免得自己倒霉 。而這頂右派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頭上了？依我看，這無疑和馮伯伯的性格 有關。首先人家讓他提意見，他義不容辭﹔等輪到分配帽子時，他又不便推托 ，只好留給自己受用。這和他所說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在邏輯上是一致 的。

　　馮伯伯跟我父親早在重慶就認識了，他們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親只是個 小職員，而馮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幣廠副廠長。那時的文藝界都管他叫“馮二 哥”，但誰也鬧不清這稱號的出處。據說，他仗義疏財，“擺開八仙桌招待十 六方”，凡是在餐館請客都是他“埋單”。要說這也在情理之中，和眾多窮文 人在一起，誰讓他是印鈔票的呢？據說到了晚年，馮伯伯臥床不起，黃宗英向 他通報剛收到的一筆稿費，馮伯伯問了問數目，然后用大拇指一比划，說：“ 請客。”

　　文革中馮伯伯除了“美蔣特務”、“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還有一 條是“二流堂黑干將”。關于“二流堂”，馮伯伯后來回憶道：“香港淪陷后 ，從香港撤退的大批進步文化人匯聚重慶。首先見到夏衍，他住黃角埡口朋友 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來。唐瑜便在山坡處另建一所三開間房子，人稱‘二流 堂’。重慶的文化人經常來這里喝茶、會友、商談工作。”

　　郭沫若戲稱的“二流堂”，不過是個文人相聚的沙龍而已。同是天涯淪落 人，杯光斛彩，一時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講”的事， 為杯中酒留下多少陰影。既然堂中無大哥，這仗義疏財的“馮二哥”自然成了 頭頭，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講”的事，趕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經歷 革命邏輯及其所有悖論的考驗。他回憶道：“文革時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 間，牙齒全部動搖，就醫結果，十天之內，拔盡了上下牙齒，成為‘無齒’之 徒。”

　　一個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這几乎決定了他的一生。馮伯伯當年也 是個文學青年，居然也寫過新詩。說起文學生涯的開端，他總是提到戴望舒。 １９３８年２月，他在香港《星島日報》編輯部認識戴望舒。戴望舒對他說： “你的稿子我都看過了。你的散文還可以，譯文也可以，你該把海明威的那篇 小說譯完，不過你寫的詩大部分是模仿的，沒有新意，不是從古典作品里來的 ，便是從外國來的，也有從我這兒來的。我說句直率的話，你成不了詩人。但 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詩意。”

　　《世界文學》要復刊了，這就等于給一棵眼見著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 。馮伯伯喜形于色，鄭重宣布《世界文學》請他翻譯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說，發 在復刊號上。但畢竟手藝生疏了，得意之余又有點兒含糊。他最后想出個高招 ，請一幫文學青年前來助陣，也包括我。他向我們朗讀剛譯好的初稿，請大家 逐字逐句發表意見，為了讓譯文更順暢更口語化。一連好几個周末，我們聚在 馮伯伯的狹小的客廳里，歡聲笑語，好像過節一樣。我們常為某個詞爭得臉紅 脖子粗，馮媽媽握著放大鏡對准大詞典，幫他鎖定確切的含義。最后當然由馮 伯伯拍板，只見他抽煙斗望著天花板，沉吟良久，最后說：“讓我再想想。”

　　像馮伯伯這樣的大翻譯家，居然在自己的領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個詞卡 住而苦惱數日，最終頓悟有如天助一般，讓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 生產的商業化文學翻譯產品，就氣不打一處來。

　　而馮伯伯在百忙中并沒忘掉我，他把我介紹給籌建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閻 明復。我參加了翻譯資格考試，居然考中了，但最終還是沒調成。隨后他又把 我介紹到剛復刊的《新觀察》雜志社，試用了一陣，我成了文藝組的編輯。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下旬某個下午，我匆匆趕到聽風樓，馮伯伯剛好在家。 我拿出即將問世的《今天》創刊號封面，問他“今天”這個詞的英譯。他兩眼 放光，猛嘬煙斗，一時看不清他的臉。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譯成ＴＯＤＡＹ ，認為太一般。他找來英漢大詞典，再和馮媽媽商量，建議我譯成Ｔｈｅ　Ｍ ｏｍｅｎｔ，意思是此刻、當今。我沒想到馮伯伯比我們更有緊迫感，更注重 歷史的轉折時刻。于是在《今天》創刊號封面上出現的是馮伯伯對時間的闡釋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我想起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的詩句：“我受雇于一個偉大的記憶。”記 憶有如迷宮，打開一道門就會出現另一道門。說實話，關于為《今天》命名的 這一重要細節早讓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網上閑逛，偶然看到馮伯伯握煙斗的 照片，觸目驚心，讓我聯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此刻，而這 個此刻的門檻在不斷移動。說到底，個人的此刻也許微不足道，但在某一點上 ，若與歷史契機接通，就像短路一樣閃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買菜，把車停好 ，腳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動，突然想到２７年前的這一幕：Ｔｈｅ　Ｍ ｏｍｅｎｔ。是啊，我多想看清馮伯伯那沉在煙霧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馮伯伯和他的朋友們正籌划另一份雜志《讀書》。這份雜 志對今后几十年中國文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應該怎么說都不過分。盡管《讀 書》和《今天》走過的道路不同，但它們卻來自同一歷史轉折點。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謂轟轟烈烈，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夜里一閃而過， 給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離三不老大院 。此后和馮伯伯的見面機會越來越少，卻總是把他卷進各種旋渦中。大概正是 那個夜晚的同謀關系，他沒說過不，事后也從不抱怨。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的《 新觀察》發表了馮伯伯為“星星畫展事件”寫的文章，慷慨陳詞，伸張正義。 在１９８９年早春的風雨飄搖中，我為要事趕到馮伯伯家。記得他表情嚴肅， 非但沒有拒絕我的請求，而且說：“做得好。”我驕傲地抬起頭，與他對視。 他點點頭，笑了。

　　２００１年冬天，我因父親病重回到北京。離開故鄉１３年，說實話，連 家門都找不到了。我馬上請保嘉幫我打聽馮伯伯下落。她和黃宗英聯系上了， 說馮伯伯住在醫院。那是個寒冷的早上，街頭堆著積雪。由保嘉開車，先去小 西天接上黃宗英阿姨。很多年前我就認識黃阿姨，當時我在北京處境不好，曾 有心調到海口去，她正在那兒辦公司。記得我們在她下榻的旅館門外一直談到 深夜，她最后感嘆道：“你的問題太復雜，而我無權無勢，幫不了你這個忙。 ”二十多年過去了，黃阿姨身體遠不及當年，腿腳不便。在我們護駕下，總算 上了車，開到中日友好醫院。

　　所有病房首先讓我想到的是冰窖，連護士的動作都變得遲緩，好像也准備 一起進入冬眠。一見馮伯伯平躺著的姿勢，心就往下一沉，那是任人擺布的姿 勢。聽說他已中風七次，這是第八次。是什么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無所畏懼？ 黃阿姨撫摸著馮伯伯的額頭，親昵地呼喚：“二哥，我來了。”馮伯伯慢吞吞 睜開眼，目光痴呆，漸漸有了一點兒生氣，好像從寒冬中蘇醒。就在這時候他 看見了我，先是一愣。我俯向床頭，叫了聲“馮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樣大 哭起來，這下把我嚇壞了，生怕再引起中風，慌忙退出他的視野。周圍的人紛 紛勸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從床單下露出來的赤腳，那么孤立無 援。

　　我們在病房總共呆了十分鐘，就離開了。我知道這就是永別──今生今世 。在門口，我最后回望了他一眼，默默為他祈禱。

　　馮伯伯曾對黃阿姨說過：“我想修改我的遺囑，加上：我將笑著迎接黑的 美。”

　　如此詩意的遺囑，其實恰好說明他是一個絕望的浪漫主義者。而他對于黑 的認識一直可以追溯到童年。他母親在生下他一個多月后就患產褥熱死去。他 后來如是說：“有母親的人是有福的，但有時他們并不稀罕，視為應得﹔可是 作為一個從小死去母親的人來說，母愛對他是多么寶貴的東西。他盼望有母愛 ，他卻得不到﹔他的幼小心靈，從小便命定是苦楚的。”

　　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話，我此刻又回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那個晚 上。我懷著秘密，一個讓我驚喜得快要爆炸的秘密，從家出來，在黑暗中（樓 里的燈泡都壞了）下樓梯，沿著紅磚路和黑黝黝的樓影向前。那夜無風，月光 明晃晃的。我走到盡頭，拾階而上，在黑暗中敲向聽風樓的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