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生 中 許 多 嚴 肅 沉 重 的 真 面
── 由 《獨 自 面 對》 引 發 的 思 考
﹒孫笑俠﹒
盡管素未謀面，但讀完這本圖文并茂的《獨自面對》，文中的這個“我”
是如此貼近，我感到作者已然成為我非常熟悉的朋友。據說很多讀過此書的人
都有此感──我很難說清楚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感受，只是覺得作者的真率坦誠
，讓人感到他成為像鄰座朋友那樣的一種真切存在，似乎他是和自己既相似又
迥異的一位同道。──相似，是那種熱愛生活、感激生活的共有情懷﹔迥異，
是他能舉重若輕地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自然、歷史和文化，如此明月清風一般地
娓娓道來。
讀完全書，你好像經歷了一段漫長而雋美的情感歷程──作者把坦然（十
分豁達地面對自己經歷過的挫折、幼稚甚至錯誤）、愛意（如《佛拾──寫給
端端》）、激情（如林彪事件后組織友伴討論“中國向何處去”）、友誼（如
《紅豆》故事）、評論（如對張愛玲、胡蘭成的精彩評論）、思想（如愛琴海
思考自由）甚至調侃（《聽壁腳學校》）等等，都一一化入筆底、匯入文中，
表達得這樣韻味渾厚（如《易水訪硯》）而又詩意盎然（如《蓮在天涯》），
既精細入微（如《猶子之誼》），又大氣磅礡（如《云天三章》）。讀《獨自
面對》的最初感受，是我感嘆自己這個學法學的，怎么樣才能裝備上一套這人
文學者的出彩文筆──因為它不光是依賴文字功夫還需要有人文情懷。社會科
學學者整日關切著世俗社會中的貧困、偏私、苦難以及它們所帶來的矛盾糾紛
沖突，但往往缺乏相應的文字功夫把自己的觀察感受表達得透徹動人。
《獨自面對》這本書不是用筆寫的，而是用作者的生活經歷和激情寫成的
，換言之，書的載體就是作者自己，而不是這些紙張和油墨。其實作者不知不
覺中書寫了他的個人歷史（正如作者在代后記里所言，“有一種走過一段濃縮
人生的感覺”），確切的說，這是一部“我”史──作者對人生、社會、自然
的一本別具特色的個人情感史。
這本書讓我們觸摸到一顆知識者、文化人的高潔的心靈。作為一部個人情
感史，作者并不機械地按照時間敘述，他每每把對他成長影響最重要的青少年
時代的經歷──文革、下鄉，采用蒙太奇的方法跨時空的予以來回穿插、間隔
和對比（書中精美的圖片也具有這個特點），使文字與思想、文本與讀者的關
系更具內在張力。書中花費最多筆墨的，是它在對于生活的細微處的感受和書
寫中，自然流露的闊大悠遠的人生境界，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和諸多的思考回
味空間。他對那樹、那山，那土，那人，那花，那狗，那云的記述，寫得如詩
如畫又如歌，在貌似輕松諧趣中滲進了經歷的苦澀和歷史的悲沉，處處透出作
者的真情、真愛和真善。
《獨自面對》的文學境界，絕不象某些“意象宏大”的文字那樣嬌揉造做
出來，你在或者曲折有致（如《詩人之矛》）或者家長里短（如《台北訪茶》
）的娓娓言述中，會忽然發現自己來到一道曠闊的生活之流和歷史之流上面了
。全書洋溢著一種好像枕邊書一樣的溫和、潤澤的氣息，似乎隨時拿起來讀都
能賞心悅目﹔除了少數几處之外，似乎沒有表現絲毫的悲傷──這少數几處，
比如《劍橋三章》、《那個早晨我被挂到了樹上》和寫愛犬巴頓之死的《猶子
之誼》，恰恰是表現了文章胸懷的博大之處，表達了作者對人類對生命的一種
大悲憫、大憐惜。──你在不知不覺中，隨著作者安詳恬靜的敘述走入了他的
心靈，去洞察、去玩味萬物萬象的內在生命。
當我在這個春天里前去耶魯法學院訪問時，我特意造訪了本來素昧平生的
在耶魯東亞語文系任教的《獨自面對》作者蘇煒。我才深嘆：原來“文如其人
”真不是一句誑言。人文世界之中，人與文的關系可以驚人地分離，也可以有
如此驚人的和諧合一。我告訴他，當今學者或文人，難得如蘇兄這般，以真“
我”著文者。蘇煒說起，他曾和好几位國內知名作家討論過文章中這個“我”
的處理問題。有些作家文中也許處處有“我”，但這個“我”卻還是會和讀者
很“隔”，甚至很“假”。他說，每一個作家都希望自己文中的“我”是真實
的，但“真”與“不真”又假裝不來，文字會自然而然地說話。我心里說：對
呀，《獨自面對》在這種“自然而然地說話”中流露的“真我”，正是我最為
感佩，也引起了最多思考的。
大凡寫作的人，文中都會有一個“我”。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論文中的“
我”，是自然規律的發現者，社會現象的分析者，或者自然和社會現象的預測
者。他無法在文中盡情地抒發個人情感體驗，要不就會使科學論文帶上濃厚的
個人主觀色彩甚至偏見，因而犧牲掉科學文字最根本的要素──科學性。所以
，高明的科學家會把“真我”藏在嚴謹冷靜的論述后面﹔缺乏自覺者，就常常
會在科學探索中完全迷失了“自我”，變得“無我”、“失我”（不是聽說過
許多關于科學家邊走路邊思考，把頭撞到電線杆上之類的故事么）。社會科學
家雖然可以將自己的個人性情訴諸于他的文字中，可是他必須顧及到觀點的實
踐性與價值的中立性。因為社會科學常常不是以“好壞”做定論而是以“可否
”來作選擇的，比如經濟學講究行為的有無效益，法學講究制度的有無效果，
等等。但是，只要人作為研究的主體，“我”的有無，“我”的高下，對于自
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其實是一樣重要的。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多年前一篇論
文中，就記錄著有一回他與普林斯頓几位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們討論：科學研
究到達了一定的高層次以后，取決于研究者能否更上一層樓的最后條件，是什
么？好几位教授都回答說：是科學家自身的“品味”（ｔａｓｔｅ）。──“
品位”，也就是作為“我”的素質、趣味的高下（見余英時論文集《思想與歷
史》）。
所以，當今西方許多名牌大學的科學院系，會非常注重學科學的學生這個
“我”的綜合素質的培訓和表現。閑暇之余，許多偉大的科學家都會從一門業
余愛好，諸如提琴、繪畫、詩歌里面尋找自我，重塑自我。比如愛因斯坦，據
說就是一位相當出色的小提琴家﹔獲得諾貝爾獎的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就曾
在他寫的傳記、書評、序跋一類的文字里，表現出相當高的文字造詣和審美能
力。
可見，“我”的重要，對于科學與人文，概莫能外。
我似乎把話扯遠了。話說回來，“我”之重要，并不等于人文學者可以具
備先天的優勢而得天獨厚。當今中國人文學者中，“人與文”合一者几乎是難
得一見的。誰說文如其人？你盡管生活中極為庸俗，可是你照樣能夠寫高雅著
作、道義文章。你那漂亮的文字思想境界完全可能與庸俗的行為作風意識相并
存，而你也不必為自己的漂亮文字承擔責任和風險。
讀完《獨自面對》，我最深的感慨，就是文中的“我”之可親可近、可觸
可摸，并且，每每能觸動讀者的“自我”深處。書中這個“我”，沒有矯揉造
作，沒有虛情假意，有的是對生活、對社會、對自然的一片真情，一腔熱血，
一懷善意。作者把“我”直筆寫來，從感性到理性都十分真實，飽蘸情感，沁
透思考，同時又非常生活化。他的理性中帶著細膩而厚實的生活體驗與反思。
比如他寫“文革”，“文革已經構成當代中國人精神資源的一部份，災難
的淵藪同時也是心氣靈魂的活水源頭。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累積了當代
中國文化嬗變的最大動能和走出深淵的全部希望。正所謂：從此處，出遠門，
廢墟上，好戲已經開場。”連理性的言述都這么情感飽滿，就更不必說感性的
文字了。
比如寫“云”，這篇真實地寫在萬里航路之上的文字，“臨窗俯仰，宇宙
巨微皆入胸襟”，作者從孔子的“天何言哉”開始，老子《道德經》、庄子《
逍遙游》、《易經》、陶淵明、嵇康……，隨手拈來，拓出高境，化入這篇大
氣磅礡的《云天三章》之中。“……翔游在萬仞長天之上，俯仰在大野清空之
間，明滅在云起云生之際，我之渺小微末如云，我之浩然磅礡不亦如云么？我
之飄忽無定如云，我之永恆流走不亦如云么？我之命運忽陰忽晴如云，我之聲
明朗然敞于蒼天之下，不亦如云么？……”還真的沒見過誰把天上日日司空見
慣的云朵云彩，寫出了這樣一種蒼茫浩大的形而上意味的。其中也并不是空洞
地借景抒情，而是對紅塵人生的領悟與感慨，“到美國時日愈久，在這個社會
浸浮愈深，就往往愈加與身邊眾多的舊雨新知──眾多以‘進入主流’自許、
自得、自在的紅男綠女們感到隔閡”。他談到在溫哥華深山泉澗間對人類困境
的思考，“我時時痛覺，其實人生，就是這樣一道永遠走進惑中然后知惑卻無
以解惑的過程。……”此文境界闊大而文采斐然。我想，沒有一顆高潔的心靈
，沒有一個寬廣的胸襟，是無論如何寫不出這種文字質地的《云天三章》來的。
我們知道，人們在干的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成功要素，而它又常常被具
體落實到身體的某個關鍵部位：比如說，男高音帕瓦羅蒂的嗓子，舞蹈家鄧肯
的雙腿，小提琴家帕爾曼的雙手，乃至于通俗的藝朮ＰＯＰ中，青春歌手的相
貌、體態與活力……。那么，一個成功的文學文本（其實也包括一切書寫文本
），其關鍵“部位”是什么呢？
讀罷《獨自面對》，我明白了，就是“人”與“文”的融合程度──也就
是作品中“我”的真假及其“品味”高下。如果要說作家的成功要素，看來，
駐守一顆高潔的心靈還是最重要的。失去這顆高潔心靈的作家，就像啞嗓子的
歌唱家，斷腿的舞蹈家，雙目失明的畫家，青春逝去的流行歌手……，當“文
與人”、“人與文”分離的時候，一定會使“人”的這一部份在“心靈”方面
失真﹔當“人與文”高度融合的時候，一定是“心靈”的飽滿使“文”的這一
部份滿溢出彩──這時候，作者一定是最幸福的人。什么叫“精神貴族”？（
這是這些年來最泛濫而又最稀罕之物），在本文的語境中，我深信，在“人”
與“文”的融合中呈現出靈魂高貴者，就是精神貴族！
《獨自面對》所貫穿、籠罩的那種感激生活、感激命運、自然的感恩之情
，也是令我一讀而難忘、再讀而動容的。作者不僅寫自然與經歷，也寫人物與
感恩，無論是他游歷短途中的人物，還是他生命長途中的貴人，如意大利丹尼
絲女士、越南華僑羅南發、法蘭克福機場貝克爾先生，又如如廣州編輯郭茜菲
老師和中山大學的樓□教授……等等，寫來有驚險、有浩嘆，有涕淚，有溫情
，讀之令人久久難以釋懷。
歷史上，有多少人是在對命運的聲聲抱怨中渡過一生的。同時我們也知道
，有無數文人的“哀怨之作”，都是在感嘆自己的懷才不遇因而怨天尤人。─
─我們能夠經常見到感嘆自己幸運的人么？我們何曾聽到過几位對自己幸運也
好、成就也好、滿足也好，報以感激之聲的呢？──太少了，太少了。因此作
者這段被輯錄在封面的書中之語，特別令我震動：“多少年來，我時時心存感
激：盡管常年四海游蕩，孤身獨行，每在人生關鍵處，冥冥中似乎總有‘貴人
’相幫、‘保護神’相佑。命運的猝不及防的善意每每讓我受寵若驚，更讓我
時時銘刻深記：獨行，不是要背向人群，俯視他人﹔反而要用更大的善意回報
他人，以更寬厚的心懷面對世界。”
這種來自他人幫助、支持和命運賜予，而被稱為幸運的東西，究竟是什么
？當我追問蘇煒的時候，他說他不知道，但知道它很神秘，對此存有敬畏之心
﹔他也不想把它具體化地去認知，從而把它視作神旨或宿命。我贊成蘇煒的這
一態度。但是我仍然保留著興趣想去探求這種神秘與玄奧。我相信，這可能會
是一種自身努力加個性修養積澱所產生的效應，也是一種他人與社會對個人修
養的物化回饋，同時，它還是一種超越性的如宗教般的精神力量。
──感恩之情就是因此而生。它本身就是我們努力工作、認真生活、誠實
待人的動力源。生活中不能沒有感恩之情。我們從母親、從愛人、從親友那里
得到生命、親情，以及食物、金錢﹔我們從他人那里獲得群體的溝通、社會的
互動以及機會和榮譽，這樣，才使我們有了競爭、比賽、聊天、座談、訪問、
會議、留學……等等“事功”的動力﹔我們因此不會感到孤獨和無助，可以享
受世俗生活里的種種美好樂趣。我們還從我們歷史的祖先那里繼承了文明，我
們因此才有了智慧和物質的財富﹔我們也從前輩那里繼承了美好的習俗與制度
，才使我們有這樣合理的秩序和關系﹔更廣泛地說，我們從大自然中獲得了維
持生命的陽光、水份、食物和營養，那更是人類生命的根基──這一切，都應
該感恩不盡呵。
懂得感恩，才會忘記埋怨、放棄奢求、學會回饋，這是“良知”的起點。
我把“感恩”理解為“感激恩賜”（ｔｈａｎｋｓｇｉｖｉｎｇ）。如果
說“感恩”是對“獲取”的一種生活體驗的話，那么，在中國也有一個相對于
“獲取”的相關詞語，叫“知足長樂”。杭州靈隱飛來峰一線天底下有一塊石
頭，上面刻著四個大字“知足常樂”。這里的“知足”就是克制欲望，意思是
克制欲望才永遠快樂，這是一種中國式的人生哲學。而事實上人的欲望是無止
境的，要求克制欲望只是儒家的倫理要求，而不是事實陳述，沒有這樣境界的
人，是做不到知足長樂的。讓人去履行一項他們本身能力范圍內所無法做到的
義務，則是違反人性的。西方倫理的現實性恰恰在于它基于人性的特點（人人
有無止境的欲望），所以西方倫理里并不忌諱這個“私”（Ｐｒｉｖａｔｅ）
，甚至始終是尊重“私”、強調“私”──聚焦于個人及其欲望的權利與尊嚴
的。
與西方“感激恩賜”（ｔｈａｎｋｓｇｉｖｉｎｇ）相比，咱們“知足長
樂”的境界屬于世俗的倫理境界，卻恰恰是最不普及于世俗社會的。盡管這種
倫理要求是世俗的，可是它又因為過高的不現實的倫理要求而使得這種要求無
法成為普遍的社會成員的行為規則，只能是極少數修煉成功的人士的一種精神
境界。西方的“感激恩賜”是先驗地設定上帝的存在，人類得到的一切都是上
帝的安排和恩賜，這里并沒有作倫理要求，而是把一切歸于上帝，要求每一位
信徒乃至全體社會成員只要做一件誰都能夠做到的事──感謝。盡管ｔｈａｎ
ｋｓｇｉｖｉｎｇ是基于宗教的一種境界，可是它卻恰恰是最容易被世俗社會
接受并成為普遍的行為規則。
讀完《獨自面對》全書，你可以說作者并沒有把這種“感恩之情”與宗教
情緒情緒等同起來，因而它一直是在世俗的、實踐的層面上強調這種“時時心
懷感激”的。在《詩人之矛》中，作者把“命運……讓我窺見了人生中許多嚴
肅沉重的真面”，化作了具體的現世價值“──仁愛。情義。推己及人的惻隱
之心。自然生發的對于他人的責任。神聖的、不可玷污、不可訕笑的那些超越
功利、也超越勢利的情感。”（第３３頁）但是，讀完全書，你又感到通篇彌
漫著一種不易言說的宗教情感。它可以是《佛拾》里具體化的“文殊菩薩像”
，也可以是《巴灶山的蛇神》里那個“自然之神”，更可以是《劍橋三章》里
緬懷追念的那道“歷史的河流”。作者借用哈維爾的話，把這種超越性的情感
稱為“神的記憶”，“任何永恆的東西都具有神性”（見《詩人之矛》），這
就把一種泛化的宗教情感，與自然、與良知、與審美等等具備“永恆”意味的
事物，都一一聯系起來了。因而在今天社會轉型、價值重建的大的歷史語境中
，《獨自面對》中這一“感恩”的主題，就顯出了獨特的意義。
現代社會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貴族。可是我們都知道“精神貴族”一說，近
年來大為時行。如何定義這“精神貴族”呢？讀完《獨自面對》，我找到了定
義──心靈高貴者，乃精神貴族也！我寫這篇文字并不是為了通過評論來贊美
作者，因為我的贊美很不專業──我不從事文學創作、研究和評論，贊美了也
沒有功利意義﹔寫作此文只是為了去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在今天對一般中國人
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在時下紅火的痞子文學、“身體寫作”以及“消費挂帥
”、“市場策略”大行其道之時，如何守護我們自身的精神文化家園？
數十年的風雨坎坷，為什么沒有讓你變得冷漠或者變得世故？是什么令你
對人生、社會、自然保持青春時代的積極態度與純朴境界？讀完《獨自面對》
“歐行浪跡”、“云水心情”、“從前酒杯”、“蓮在天涯”、“人文漫筆”
五個部份，這個問題無數次在我心頭冒涌出來。與作者蘇煒在耶魯碰面時提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大問號。也許有人會回答說：因為作者今天的事業成功
，如果作者仍然處于挫折與失敗之中，就會令他的文字表現面目全非。我不相
信這一觀點能夠成立。時下的文人堆里也不乏事業成功者，可是你常常碰到的
是一些庸俗不堪、甚至卑鄙墮落的“成功”文人。──一個人歷經生活磨難、
歲月侵染，仍然保守清純、高潔的心靈，這種可能性是否存在？其原因是什么
？這種原因分析對于今天的中國人是否具有普遍性意義？換言之，在現代社會
難得一見的精神貴族，是否可能成為普遍的群體現象？
我相信宗教信仰會對一個人安靜靈魂、純潔心靈，最后實現超越等方面產
生一定的積極作用。波士頓大學神學院的一位神學教授告訴我，神學假設了人
的靈魂是內在矛盾沖突的，因此通過神的這種啟示來緩解甚至減少人類精神的
沖突。我完全相信神學的這一假設，人的靈魂內部的確常常發生矛盾沖突，其
表現形式因人而異，可以是自私，誤解，狐疑，攀比，嫉妒，惡念，仇恨，也
可以是貪欲、權力欲、控制欲、占有欲、名利欲等等，這就會折磨人的靈魂，
令人不能安寧地生活。從宗教的角度，人需要通過神的啟示得以解脫，這種神
的啟示其實就是“超越”與“反省”。超越是關鍵，它是宗教尤其基督教的重
要特征：人不在物質范疇里思考凡俗的問題，而是在精神世界里拷問靈魂的問
題。比如生命的最終意義是什么，我在短暫的生命中怎樣渡過一生才是最有本
質意義的……等等。
通過《獨自面對》，我依稀聯想到中外古今的隱士生活。一種身在紅塵而
心駐林泉的生活。形式上，作者仍然身處紅塵──可能他和我們許多人一樣不
會舍得離開這可愛的紅塵，可是我感受到作者的心靈早已經隱遁于林泉。這便
是自古以來隱士的最高境界──大隱隱于市。把紅塵當作淨土，熱愛生活關切
社會的同時，又駐守自已的心靈聖地。
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條件下，超越凡俗是人的一種必要的精神活動。那么問
題在于，宗教會不會是實現超越的唯一方式呢？許多人文與社會科學界的大學
者本人并不是教徒，可是他們有堅定的人生信念、有積極的生活態度、有博大
的仁愛之心以及有殷切的社會責任。作者在文中一再說，他并沒有具體的宗教
信仰，即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佛門人士，更沒有其他宗教背景，他說“我并
不相信宿命，我只是一個好奇的學子”（《打撈愿望》）。從蘇煒這里，我想
再一次証實了這樣一點：超越的境界不僅僅是來自宗教的，也可以來自另一種
非宗教的東西。羅素曾經解釋了“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我們完全可以理解
：為什么偉大的文化人在沒有宗教超越的指引之下，仍然能夠實現精神的超越
。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思想上已然存在追求真理、至善、至美的信念，
也就足以替代神靈的地位和作用了？
知識人、文化人是社會的良知所在，也是提供社會大眾精神食糧的群體。
如果這個群體自身都是心靈冷漠、精神麻木、境界低俗的，那他們能為社會生
產什么奉獻什么呢？我看剩下的唯有套話、俗氣、虛情和假意了。
讀罷《獨自面對》，我相信，靈魂是有貴賤之分的。因為有的人無論身置
何地，總是駐守著自已高貴的靈魂﹔有的靈魂哪怕位居高端，卻總是在流俗中
彌散、墮落……
有一本不起眼的隨筆集子近時在朋友中口耳相傳。在友人的推荐下，我帶
到美國的唯一一本中文書就是蘇煒的《獨自面對》，它也成了我在哈佛訪學期
間所讀的為數極少的中文書之一。
蘇煒著，上海三聯書店
２００３年８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