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風云

奈保爾筆下的另類帝國主義
﹒皇甫茹﹒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奈保爾（Ｖ ﹒ Ｓ ﹒ Ｎａｉｐａｕｌ）。這句話顯然不夠完全，但是奈保爾的經歷太復雜，不想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一長串定語，這在漢語里顯得有點拙，還是分開另寫一句：他是印度人 ﹔ 生在加勒比海島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 在英國受的大學教育，并在那里成為世界著名作家。
　　人們早就認為奈保爾應獲諾貝爾獎。據說從１９７３年開始，他就在考慮名單上。但是西方學院左派強烈反對他的入選，稱他是蔑視第三世界的 “ 種族主義者 ” 。今年奈保爾之得獎，恰在美國９ ﹒ １１恐怖襲擊之后，某些人難免要猜疑：是不是他對伊斯蘭的不敬之詞迎合了西方目前的政治潮流，學院左派終于擋不住了？
　　瑞典文學院從來不公布評獎討論過程，難免給 “ 陰謀 ” 論者留下發揮的空間。身為印裔人士，巴基斯坦是死敵，由此對穆斯林缺乏好感，本也不足為奇。懷疑今次頒獎的人，有其可理解之處。但是，話說到這一步，還只是紅衛兵和 “ 四人幫 ” 的水准，判斷的依據，只是自己給某個機構、某個族群貼上的政治標簽。而紅衛兵和 “ 四人幫 ” ，至少在口頭上也承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才是辯証法的活的靈魂。人云亦云是成不了大作家的，奈保爾對伊斯蘭到底說了什么獨特的話？對愿意思考的人，這才是真有興味之處。
　　得獎后，國人談論的多是奈保爾的小說。他有兩部長篇，《比斯瓦思先生之屋》（１９６１）和《大河灣》（１９７９），被藍燈書屋 “ 當代文庫 ” 編輯列入二十世紀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說的名單。但世人爭論最烈的，卻是奈保爾訪問印度尼西亞、伊朗、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的兩本游記：《在信仰者中間》（１９８１）和《何以置信》（１９９８）。這四個都是穆斯林國家，但不屬于創建了伊斯蘭的阿拉伯民族，奈保爾稱之為 “ 改教民族 ” ，并將這些國家的當前問題回溯到伊斯蘭與本土文化的沖撞。以他自身的多重文化背景，文化角度當是奈保爾的透視強點。
　　我在圖書館已借不到這兩本書。新書在亞馬遜網上書店也已經脫銷 ﹔ 舊書現在售價是原價兩倍。幸好筆者今年１月撰寫關于阿富汗的《一小攪動四大的聖戰》（１月２４日貼于本專欄）時，曾將《何以置信》（Ｂｅｙｏ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借出一閱。奈保爾雖然未去阿富汗，但伊斯蘭是從伊朗傳至阿富汗、再由阿富汗人帶入印度北部（今巴基斯坦）的，也算前后有聯系。現在手頭還有几段筆記和一些復印章節，還可以作個簡單介紹。
　　奈保爾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最野蠻的一種帝國主義。論據之一，就是它企圖抹煞改教民族的歷史。奈保爾講的是否有道理？你不必去那四個國家考查，我們中國人有自己的驗証。中國人即使不學歷史，只是讀讀《西游記》，也知道西域在唐代曾有一個興旺的佛教文化。但是，如果到今天的新疆走走，你几乎無法找到這一文化的遺跡，僧侶、寺廟、石雕 … … 統統被徹底摧毀了。誰干的好事？在新月旗下進入新疆的阿拉伯人。塔利班的炸毀巴米揚大佛，為這一帝國主義行徑提供了最新實例。
　　如果我們遵循薩伊德在《東方主義》、《文化和帝國主義》兩書中的理論框架，把《西游記》作為想像力的偉大作品讀過之后，指出它和上升時期的中華帝國有聯系，再對照當地的實際，只怕我們要向薩先生發ＳＯＳ：這到底是誰家的帝國主義？很可惜，對阿拉伯同胞建立過的大帝國，對穆斯林自己的帝國主義，薩伊德就避而不談了。
　　奈保爾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最野蠻的一種帝國主義的論據之二，是它使穆斯林不愿與本國其他民族和平共處，甚至不愿與傾向不同的穆斯林和平共處。他講的是否有道理？只要看看地圖就明白：目前世界上的絕大部分戰爭，發生在穆斯林與別的民族、或穆斯林與穆斯林之間。中東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 北非有蘇丹政府與南部黑人的內戰 ﹔ 南歐有波斯尼亞和科索沃 ﹔ 南亞有克什米爾 ﹔ 中亞有阿富汗，烏茲別克和阿塞拜疆也有動亂 ﹔ 高加索地區有車臣 … … 那位提出了 “ 文明沖突論 ” 的杭亭頓講得更尖銳：伊斯蘭有著血色邊界。
　　當然，別的宗教也會抹煞改教民族的歷史。但奈保爾說，基督教與本土文化在那里的沖撞，已是遙遠的過去，現在引人注目的，是穆斯林國家。論據之二同樣如此。基督教國家的戰爭和國際共產主運動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到目前為止，大概遠遠超過伊斯蘭的份額，但他們畢竟不是當前的熱點。
　　因為篇幅有限，比較具體的，下面只談巴基斯坦。
　　說到巴基斯坦，印象最深的一段，是拉合爾（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妓院區的一位有力人士陪奈保爾逛夜。他們在店里吃飯拿東西都不給錢，店主臉上還都是很榮幸的表情。他的跟班說：他是一個 “ 恐怖分子 ” 。路上，有下屬來迎接他們，跟班又說該下屬是個 “ 小恐怖分子 ” 。９ ﹒ １１之后，想起來更覺奇怪：這是個什么樣的國家，怎么 “ 恐怖分子 ” 居然成了權勢者的尊稱？
　　這位有力人士的車上放著沙利夫的象 ─ ─ 就是那位被現在的軍人總統穆沙拉夫推翻的巴基斯坦前總理 ─ ─ 他說他們都是反對派，沙利夫是他們的領袖。當時是１９９５年，沙利夫尚在台下，他要到１９９７年才第二次當上總理。看來沙利夫的穆斯林聯盟很得到地痞流氓的支持，不由令人要聯想，難怪沙利夫會耍流氓手段，居然不允許穆沙拉夫搭乘的客機降落。他被軍隊逮捕后，由反恐怖主義法庭判了個 “ 恐怖主義 ” 劫機罪。同樣可笑的是穆沙拉夫與沙利夫矛盾之由來：當時的總參謀長穆沙拉夫竟然想在克林頓來訪期間進攻克什米爾印占區，企圖造成美國支持巴基斯坦的假象，結果沙利夫被老美拿著軍隊調動的衛星照片痛斥一頓。筆者感到不解的是，人口過億的大國，又繼承了一個偉大的古老文明，怎么會鬧到讓這樣兩個缺乏風度的粗漢來治理？
　　奈保爾說：這是本土文化被摧毀之后的全民精神錯亂。
　　本土文化被摧毀到什么地步？中小學的歷史課，只講伊斯蘭的傳播史，似乎巴基斯坦人是阿拉伯人在印度次大陸的移民 ﹔ 几乎每個巴基斯坦家庭，都給自己找了個阿拉伯祖先，盡管按人種講，他們跟印度是一樣的。
　　這不是說除伊斯蘭之外，巴基斯坦沒有別的勢力。奈保爾記錄了一個共產主義游擊戰士的故事。我還是第一次知道，阿富汗鬧共產黨的同時，巴基斯坦在八十年代初也有過紅色武裝割據。巴基斯坦政府封鎖消息，我國報紙也從未報導過這一運動。一群年輕學生，在英國讀書時，視格瓦拉為楷模，去古巴割甘蔗，還讀過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遵照毛澤東的教導，以農村包圍城市，他們選擇了按巴基斯坦標准也要算貧窮落后的西部俾路支省作根據地。軍隊毫不留情地鎮壓。俾路支人是游牧民族。軍隊用機槍和直升飛機成萬成萬地屠殺他們的牲畜。而一旦失去了牲畜，俾路支人即不知如何謀生。兩年一打，老鄉們招架不住，不再支持為他們許諾了美好生活的革命者。這些學生只能退入阿富汗，好在喀布爾是自己人掌權。原來巴基斯坦義無反顧地支持阿富汗聖戰者，還有這么一段過節。
　　說本土文化被摧毀，并不等于說巴基斯坦已經沒有本土文化。只要民族還在，文化大概是不可能徹底消滅的。在奈保爾看來，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封建土地關系，仍然頑強地盤踞在巴基斯坦農村。這更不是說本土文化就是合理的，或至少有歷史的美感。種姓和封建關系都是人壓迫人的制度。奈保爾所到之處，見到地主家里都養著成群的仆人 ─ ─ 許多人按他們的種姓，在農村只能作仆人。飯前洗手時，有仆人端壺洒水 ﹔ 吃飯時仆人川流不息，送飯敬茶。別以為這些地主很富裕，他家里可能只有一張桌子，還是破的，吃飯時由六、七個仆人杠進房間，飯后再杠到別處去放東西。人口太多了，一個窮地主也不得不養著這些低等種姓的仆人。仆人們几乎從不吭聲，走路也悄無聲息，奈保爾稱他們為ｓｈａｄｏｗ　ｐｅｏｐｌｅ（影身人）。那些租地的佃農，雖然不是仆人，見了地主同樣畢恭畢敬，稟事前先彎腰摸摸地主的鞋子，以示尊重。
　　不必美化本土文化。問題在于，當伊斯蘭以帝國主義的態度對待本土文化時，缺乏教育的下層民眾，傾向于把生活的苦難視作伊斯蘭化不深不足的結果。伊斯蘭確實提供了一種信徒皆兄弟的理想，所有的人在同一時間以同一聲音背誦同樣的禱詞，也很容易造成平等的幻象，對下層民眾有著致命的吸引力。但是，沒人知道如何用古老的教條解決當代的政治、經濟問題。看到教條似乎效用不彰時，民眾又轉向更古老也更簡單的教條。如此惡性循環，就一步一步地退到了原教旨主義。
　　《何以置信》里有個巴基斯坦農村教育的有趣例子。拉合爾的一位律師帶奈保爾去自己的農村老家，一路上指給他看，這是學校，那是學校，其中還有一座是女子學校。后來奈保爾走近了看，才發現那所女子學校靠公路一邊有門有牆，兩邊也有牆，但沒有屋頂也沒有后牆。學校只是給過客在公路望望的。這几所學校，一個教師都沒有。男教師不愿下農村 ﹔ 女教師更不來，怕被地主綁架。注意，這是在拉合爾郊區，灌溉渠道還能用，是巴基斯坦最好的農業區，并不是偏遠山村或戈壁灘。
　　奈保爾記錄了一個原教旨主義者冉吉哈（Ｒａｎｊｈａ）的故事。他從小沒讀過書。他結婚不久，一個伯父死了，只留下二十六歲的女兒，是他們家族的第一個女大學生。另一個伯父，想霸占她的家產，強迫她嫁給自己八歲的兒子。女的不干，與冉吉哈的哥哥私奔了。這位伯父是有權勢的人，要把冉吉哈的兄弟們都殺了泄憤。兄弟們懇求將功贖罪，把那女子抓回來，為伯父恢復名譽。他們找到了自己兄弟的藏身之所，綁架了那女子，后來又槍殺了她。冉吉哈被判刑十五年。在獄中，他和一個原教旨主義的頭目同室。冉吉哈一面跟他學文化，一面學教義。因為教義學得好，他的刑期從十五年減到六年。
　　自１９４７年印巴分治以來，巴基斯坦的法律，早已偏離英國傳統而逐漸伊斯蘭化，但冉吉哈仍然認為遠遠不夠。他告訴奈保爾一個古代哈里發的故事（注意，這是個阿拉伯傳說）：有一次，哈里發穿了件比較奢侈的袍子，受到下屬責問，哈里發只能說是一個親戚送的禮物。冉吉哈說：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一個統治廣大世界的君王，常人居然可以向他提這樣的問題。冉吉哈并不喜歡種姓制度和封建關系，他在村里也受到那個有權勢的伯父的欺壓。他搬到了原教旨主義者的聚居地，離開了老家的親屬，他們還在為那樁命案殺來殺去，新命案不斷蓋上舊命案。但是，冉吉哈所幻想的那種原始平等，普通人占住教義高地，就可以當面斥責把大地踩在腳下的君主，卻只能是實現不了的烏托邦。
　　在１９３０年最早提出 “ 巴基斯坦國 ” 概念的詩人伊克巴（Ａｌｌａｍａ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Ｉｑｂａｌ，１８７３－１９３８）曾經以為，這樣一個獨立國家，可以使印度穆斯林擺脫 “ 阿拉伯帝國主義的印記 ” 。巴基斯坦建國之父真納（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　Ｊｉｎｎａｈ，１８７６－１９４８）追求的是個世俗國家，他私下豬肉照吃。但是，在巴基斯坦立國近半世紀之后，冉吉哈的兒子卻告訴奈保爾：巴基斯坦是個穆斯林國家，但并不是伊斯蘭國家，混淆兩者是人們常有的誤解 ﹔ 他們正在為建立一個真正的伊斯蘭巴基斯坦而奮斗。如果伊克巴和真納活在今天，也要被冉吉哈他們罵為叛教者。奈保爾還指出，冉吉哈這類人的危險，還在于他們畢竟不是阿拉伯人，而只是改教者，他們需要証明自己的伊斯蘭純潔度，他們容易狂熱，他們往往顯得比教皇更保皇。
　　我們中國人應該不難理解冉吉哈他們的 “ 朴素的階級感情 ” 。文化大革命時，我們也發過摧毀本土文化后的全民精神錯亂，我們也幻想過建立在外來簡單教條上的烏托邦。
　　几年前，筆者從卡拉奇（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轉機去歐洲。機上有兩個維吾爾人，巴基斯坦海關關員見了他們，擁抱貼臉拍背，高聲叫 “ 兄弟 ” ，親熱得不得了，到底都是穆斯林 ﹔ 對我們漢人則態度冷漠，不理不睬。轉機后，旁座正好是個巴基斯坦外交官，我問他：我們是友好國家，你們怎么可以這樣？他一揮手說，海關那些人，都是沒受過教育的蠢貨，ｌｏｗ　ｃｌａｓｓ（低等級）。然后他跟我大贊毛澤東的偉大，有種單挑美國，等等。顯然他以為中國人都是敬仰老毛的，這是討好的捷徑。下機時，我差點要訓他一頓：就算毛澤東再世，我們也不會為你們去打印度擋美帝，你們國內搞不好，早晚要玩完，東巴（現孟加拉國）的獨立，還不夠教訓的？
　　筆者撰寫本文時， “ 世紀中國 ” 網站的 “ 星期文萃 ” 正好在１０月２９日出了期 “ 奈保爾其人其作 ” 專題，內中選有匡詠梅登在《南方周末》（１０／１８）的文章《奈保爾：后殖民時代的游牧作家》，把書名譯為 “ 超越信仰 ” 。因為本文也會貼在該網站的 “ 國籍視野 “ 專欄，我就解釋几句。
　　奈保爾的題目起得非常巧妙。在口語里， “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 ” 是指不該發生的事居然發生了，令人難以相信。書中反映的苦難，對過著舒適日子的西方讀者，或許覺得無法想象。Ｂｅｌｉｅｆ又有信仰之意，而苦難的主角都是虔誠穆斯林，于是題目隱隱有了質疑其所信是否可信之暗示，顯出反諷的張力：Their belief made them beyond belief。譯作 “ 超越信仰 ” ，私意以為，有點令奈保爾文不對題。他只是一個記錄當地人述說自己故事的旅客，并不是倡導什么 “ 超越信仰 ” 的新理想的布道者。就算對伊斯蘭有不滿，奈保爾不是在中國大陸受的教育，也不至于會卷起袖子推著人 “ 超越信仰 ” 。對信教的人，信仰是不可超越的。你只能委婉地問：某些具體的教條，是否可以隨著時代的遞換而變通一下？
　　《何以置信》大概不能算奈保爾最重要的作品，但他的文學才能，仍是處處閃光。他的語言，干淨利索而又內涵綿密。試看他寫一個家庭暴力受害女子庇護所的句子：

Among the very quiet women there -- the passive, half-dead faces of women taken by suffering beyond shame and perhaps even feeling -- she was noticable.
　　女人們因所受苦難而消極、半死的臉，昧于羞恥，或許，甚至失去了感覺的能力。即使在這樣的女人中間，她仍然顯得引人注意。當你想用中文表達同樣意思時，不能不嘆服大師 “beyond shame and feeling” 之簡潔。請注意，ｆｅｅｌｉｎｇ不是復數，不是指羞恥之外的多種其他感情 ﹔ 這里的動名詞，意思更接近于感覺的能力和過程。
　　讀著這樣的英文，一開始，簡直令人忘記了現實的嚴酷而只是贊嘆文字之美。但是，慢慢的，苦難的冰水，一陣陣地灌涼了你的心。那女人被他的丈夫和侄兒鉗穿了鼻子。在已經不在乎羞恥的女人中間，她仍然蒙著半截面紗。她尚未成年，父親就死了。出嫁時，當地習俗稱之 “ 只是為上帝 ” ，即帶到夫家的只有虔敬真主之心。但沒有嫁妝是要被夫家看不起的。丈夫是個窮雇農，經常打她。這一次，侄兒的兒子和她的兒子吵架，她責罵了兩個小孩几句，丈夫和侄兒就毀了她的面容。
　　這女人只有在說到清真寺的時候笑了一下，大概這是她生活中的唯一光明。她說，她要求三個孩子天天去清真寺禱告。
　　奈保爾只是這樣冷靜寫來，讓讀者自己去詢問宗教與生活的矛盾，比如獨攜敬心為何反遭蔑視？正如瑞典文學院的授獎詞所言：奈保爾 “ 以一種值得敬佩的警敏文風，把憤怒轉變為精確的描寫，讓事件自己說出本身的內在荒謬。 ”
　　見到報紙上說（《北京青年報》，１０月１８日），譯林出版社將以獨家中文版權推出奈保爾代表作《比斯瓦斯先生之屋》和《大河灣》。我倒覺得，不妨也譯譯他的《何以置信》。在見識過了紅衛兵老將張承志的囂張狂躁《心靈史》之后，讓國人們對比一下，世界級的大作家是如何記述穆斯林的苦難的。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８日〕

(Posted on 200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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