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高行健，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２０００年）的中国作家，现居法国。 |
作 家 的 位 置
·高行健·
作家的位置，也就是说文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以及作家和社会与时代的 关系。这当然都是很大的题目，我的观点只是一种看法，纯然是个人的选择， 而每个作家有自己不同的选择，也来自不同的文学观。不同的看法导致不同的 选择，本无是非辩论。然而，政治对文学的干预，把这自由思想的园地也变成 战场，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西方蔓延到东方，从欧美到第三世界，一直论战不 息，没有一处能够幸免。
这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文学和作家经受的磨难不必细说，就我们面临的 现时代而言，政治的泛滥并不见收敛，相反地，通过媒体铺天盖地蔓延到文化 领域。政治的干预，别说是政府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政策，就连一般的文化活动 都很难不带上政治乃至党派的色彩。政治正确和身分认同近乎于作家的身分证， 再加上二十世纪留下的意识形态这笔沉重的思想包袱压在作家身上，所谓文学 的倾向性，应该读作政治倾向，成了约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道紧箍咒。 文学介入政治，其实是政治侵入文学。当然，也可以说是作家从政，把文学作 为社会批判的工具，鼓吹政治，或者说为政治服务，恰如一个铜币正反两面， 从各个方面来看，政治入侵文学，或文学介入政治，乃是二十世纪之前从未有 过的文学景观。
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到公共传媒，政治都无孔不入，不仅给二十世纪的文 学打上深深的烙印，也还在左右人们的思想。如今，那种激昂慷慨作为政治传 声筒的文学早已烟消云散，但是彻底摆脱政治对文学的牵制也还不那么容易。 现时代的作家怎么能超越政治利害之上，又超越于市场，独立不移，还能发出 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要讲的题目。
这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作家要维护个人的独立不移，我以为首先要解除一 些迷惑和虚妄。比如说，作家作为人民的代言人，这也是政治制造的幻象。 “人民”这个历代君王用过的陈旧的词，到了二十世纪也已经用滥了。所有的 政治权力都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乃至于从共产极权到法西斯，也都以人民的名 义实施专政。那空洞的人民究竟在哪里？现实社会中有各自不同的切身需求， 也包括追求思想自由的无数的活人，在人民这一抽象空洞的幌子下，都消失了。 一个作家如果不想捆绑在政治权力上，又不依附政党去站台助选，也就不必标 榜为人民代言而丧失个人真实的声音，迷失在这种政治话语中，成为政治的传 声筒，牺牲文学，把文学绑到政治的战车上。
作家不是先知，不需要制造未来美好的神话，也不用对人民或选民许诺明 天，更不必弄出个乌托邦幻影，蛊惑大众追随他去奋战打天下。再说，刚刚过 去的一个世纪，这都屡见不鲜。
作家不是救世主，承担不了基督的使命，这个尼采式超人的角色也是二十 世纪常见的形象。上帝既然已死，那么无限膨胀的自我就可能充当救世主。尼 采的这种浪漫情怀，与其作为一种哲学，不如当作文学作品来看更有意思，超 人的夸张形象代替了传统的受难的基督，不能不说是一个独创。但这不是人的 真实写照，仅仅是一个哲学家的幻觉。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真实的地位，并 不像尼采所宣告的那样，恰恰由另一个德语作家卡夫卡呈现出来。
卡夫卡生前的作品都未能发表，不声不响，却深刻把握了二十世纪现代工 业社会中人的处境。卡夫卡把现代社会中人的真实处境做了一个恰如其分地描 述。在种种社会关系中，乃至于家人之中，人不过如同一个虫子，这么渺小可 怜，别说主宰世界，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莫名其妙，毫无缘由，却受到 审判。卡夫卡清醒认识到那莫须有的乌托邦就像他小说中的城堡，是进不去的。
上个世纪之初，卡夫卡就预言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现时代，这同样 处境中的人，只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丧失自主，人消失在各种各样的认同中。 在庞大的社会机制里，面临铺天盖地的市场，文化也充分商品化，媒体并没有 不受政治牵制而真正地独立。一个人如果企图发出个人的声音，仅仅是个人的 声音而不同某种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话，这声音是很难发得出来的。这种个人的 声音只有在超越现实功利、超越政治又不追随时尚也不依赖市场这种严肃的文 学创作中，才有可能，才可能保持个人的独立不移。这种个人的声音当然非常 微弱，然而却摆脱了炒作，是人真实的声音。
什么地方才能找到这真实的人的声音？文学，只有文学才能说出政治不能 说的或说不出的人生存的真相。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和杜斯妥耶 夫斯基，他们不充当救世主，不自认为人民的代言人，也不作为正义的化身， 而正义何在？他们只陈述现实，没有预设的意识形态去批判和裁决社会，或虚 构一番理想的社会蓝图，恰恰是这样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作品，提供了对 人和社会的真实写照，把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展示无遗，无论从认知还 是审美的角度来看，都禁得起时间长久地考验。
相反，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虽然也吸引了一批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最 杰出的如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他们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讴歌，随着革命的颓 败，且不说那些作品早已无人问津，连他们自己都死得不明不白。用镰刀斧头 打造的新社会比老旧的社会更不人道，更加贫困。而现今的中国和俄国，拜金 的狂热取代了主义，历史就这样嘲弄人民。
作家不必是斗士，也不以批判和改造社会为文学的宗旨。诚然，作家也会 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却不必把这种政见写入文学。如果作家能清醒认识到现时 代作家所处的真实的地位，不如回到这脆弱的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解除 了虚妄的个人真实的声音。且不说这声音是否能传达出去，但至少可以对自己 说，我有这种需要，倾听自己的声音。这种内心的需要也是人写作时最初的冲 动，有感而发，出于一个活人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文学远离权力，也远离大众趣味。市场以大众趣味、以时尚为左右，以消 费为原则。这种严肃的文学不企图取悦公众，不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而生产，当 然也就很难传播。首先，这样的作品对出版社来说很难牟利，也就难以出版。 无须讳言，畅销书离不开商业的炒作。大众文化消费当然也可以是文学作品， 正像任何时代都有俗文化和严肃的文学之分。现今社会也差不多，只不过商业 的炒作已经是如此大众化和国际化，现今丢出一本畅销书如同做一部电影，不 只以本国的观众和读者为对象，通常都超越国界，多语种。这种庞大的文化产 业经营的文学也无可厚非，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趣味，不同的需求产生相应的 作品。愤怒与谴责拯救不了文学。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作家还可以结社，自筹资金，自费出版，自负盈亏， 靠写作尚且能聊以维生。现今，这差不多成了天方夜谭。作家如果不理会市场 的行销，不追随时尚，置大众的口味于不顾，自然无法谋生。从事这种严肃文 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然而，这种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远离一切 谎言，不去制造假象，呈现和揭示人真实的处境和面临的种种问题，当然让人 困惑不安，却唤起思考。
一些知识分子现今竟然又在呼唤重建乌托邦，甚至于召唤马克思的幽灵。 殊不知，没有理想没有乌托邦其实不坏，令人反倒更加清醒。面对现今的社会， 以及人处境的荒诞，一个人一旦觉醒到要去赢得做人的尊严和独立，这种孤独 感当然很难承受。现今这时代，政治与媒体越来越喧闹，而人却比以往任何一 个时代都更为孤独，这也是现时代人的真实状态。孤独的个人意识到自身存在， 处在种种社会困境之中却还要发出的这种微弱的声音，得有一种力量。这力量 首先便来自作者的自信，得相信这种文学存在的必要，否则，不可能长年持续 这种写作。
因此，这注定了是一种冷的文学，也因为作者并不以此来发泄一腔愤怒。 作家先得摆脱一时的冲动和挫败感，才可能关注这个世界。从事这样的写作， 需要一双清明的眼睛，或者说，一双冷眼，冷静关照这大千世界的众生相。
这样的作家自然不企图充当时代的风云人物，置身于社会的边缘，也是这 种写作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现代的隐者，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才可能 保持清醒，观察周围的世界，并且赢得精神的余裕，内观人自身的烦恼、焦虑 和妄念。
〔寄自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