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许纪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
许 纪 霖 和 刘 擎 谈 台 湾 大 选 危 机
刘：对这次选举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我们或许需要更为审慎的 观察。已经有许多评论指出，这是台湾“扭曲的民主”或者“病态民主”的征 兆，这可能相当有道理。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许多现存的所谓“正常民主 ”社会也曾出现过“非正常的政治事件”，引发了危机和动荡。１９６０年代 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和他的兄弟相继被暗杀，还有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激进黑人运动领导人Ｍａｌｃｏｌｍ Ｘ被刺。就在两年前的荷兰大选期间， 右翼党派领导人福唐遭枪手暗杀身亡。这些都发生在所谓“正常民主”社会。 所以，目前台湾的局势究竟怎么界定，是不健全民主的问题，还是民主本身的 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危机的走向如何，矛盾是否可以解决。
我对台湾没有切身的了解，所以没有任何把握来判断。但在另一面，你提 出的问题的确非常值得思考。我接触到的许多台湾学者，对台湾的政治局势一 直怀有很深的忧虑。比如林毓生先生、钱永祥先生等都曾在文章和谈话中表达 了激烈的批评。在我的理解中，台湾政治有一个可以称之为“简约化民主”或 “蜕变的民主”的问题，就是把民主政治简约为选举政治、最后蜕变为“投票 政治”。我们知道，健全的民主政治绝不仅仅是投票行为，它需要有一系列制 度安排和公民文化的配合。而台湾的政治文化似乎蜕变成了一种“选民文化” 。台湾有一个历史遗留的族群认同问题，政客利用不同族群的认同差异，不断 激化和扩大裂痕，最终使台湾政治形成极端的两极化形态。“外省人”与“本 省人”的分野、“统”与“独”的冲突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议题。中间力量消 失了，其他重要的政治议题也被遮蔽。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应该有能力克服这 种两极对立的政治形态，而在台湾这种两极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
许：台湾民主的发生有一个很独特的背景，就是与族群问题紧密纠缠，民 主的诉求里面，很大的一部份与“二二八”事件有关系。在《自由中国》时代 ，雷震、殷海光这些争取民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都 是外省人。他们对民主的诉求比较纯粹。但是到了１９７０年代的“美丽岛” 事件，特别是民进党成立以后，台湾底层的诉求渐渐变成了两个：一个是所谓 族群的诉求，所谓反对外省人的压迫；一个是对于民主的诉求，反对国民党的 专制独裁。在一部份民进党人看来，如果要实现族群自主的话，最重要的是要 有民主，所以民主就成了实现族群诉求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因为当时国民党 是执政党，对那些有强烈族群意识的人来说，国民党既是一个所谓的外省人政 权，也是一个专制的政权，因此族群和民主这两个诉求是统一的，没有内在的 紧张性。但是，当１９９０年代台湾实现了多党轮替的民主制度以后，问题就 出现了。如何完善民主、实现民主的内在价值这一问题被遮蔽了，如今的台湾 出现了一个笼罩一切的族群意识形态，即所谓的族群认同问题。
在上次和这次大选中，族群认同既是一个手段，即陈水扁巩固绿营地位的 基本策略，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同时又成为目的本身，追求所谓的“台湾 独立”。在压倒一切的所谓族群立场中，台湾今日许多的问题，包括民主制度 的不健全，都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我所认识的不少台湾朋友都认为，台湾现 在有很多问题，比如法治问题、权力制衡问题、全球资本主义化问题。经济转 型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等等，但都引不起媒体和公众的兴趣。在当局的刻意营 造下，族群问题成为核心问题，所有的问题被大大简化，似乎台湾只剩下一个 问题，就是谁上台，你是要一个“外来政权”呢，还是“本土政权”？陈水扁 的基本选战策略就是这个，他一反选举中争取中间人的惯常策略，而是通过要 挟式的极端策略，逼迫选民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将对两党公共政策的选择蜕变 为所谓的要不要“本土政权”的选择。
刘：台湾的族群分裂与其他许多地方的民族冲突根本不同。台湾的不同族 群不是文化建构的“想象共同体”，而是政治建构的意识形态共同体。因为台 湾的所谓“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语言的、血缘（种族） 的和宗教的分野界线。族群冲突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正如你所指出的，族 群对立是国民党专制的历史后果。弱势的本省群体长期受到压迫，这是政治专 制的压迫，但也可以被理解为族群压迫，两者相互纠缠，很难作出区分。但是 ，当制度转型之后，当本省人不再受到制度性的歧视与排斥，底层的社会反抗 运动就面临一个历史性的重构：是将反抗斗争定位于民主诉求还是族群诉求？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家对政治的理解和远见（ｖｉｓｉｏｎ）。但是，我 们看到的是，政治家或者说政客出于政治权力的需要，利用历史遗留的族群意 识来建构政治的敌我阵营，从而强化了认同的敌对意识，将政治斗争表达为争 取族群承认的斗争，而民主实际上沦为这种斗争的工具。
台湾的政治文化传统为政客利用族群分裂提供了机会。政客与政治家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倾心于权欲与私心，而后者是怀有公共的理想，具有远见 和理性（这当然是“理性类型”的划分）。但从二蒋到李登辉、陈水扁的统治 ，可以说是政客导向越来越严重，造成了今天这种“权谋政治”或“私性政治 ”的传统。虽然这次选举投票本身，很难说有多少贿选或作票的情况。但是我 们可以说，台湾的这种政治传统给政客操纵选民意志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许：现代民主是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是利益政治。利益政治总是把社会 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台湾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所谓的蓝营、绿营如今被 简化为一个所谓的族群认同问题。台湾的族群问题有其自身的历史脉络，也曾 经有过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它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极端，成为一个宰制性 的全民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被政客们人为地建构出来的。事实是，从蒋经国时 代开始，就已经开始将本土精英吸纳到政治体制中去。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差别 并不像印度的种姓、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加拿大魁北克的英语族群和法语族群 那样界限分明、自我封闭。所谓的本省人，除了极少数的原住民以外，不过是 早到台湾几百年的外省人而已。何况半个多世纪以来，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 通婚、交往，相互之间是开放的，享用着同样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二者并 非不可通约。但是，所谓的族群意识形态，将二者之间的差别绝对化、本体化 和凝固化了，似乎二者的鸿沟永远无法跨越。所谓外省人被整体主义地妖魔化 ，不管你是什么政治、文化身份，都被带上了原罪。
陈水扁上台之后，借助行政的权力，通过各种体制和教育的力量，将族群 意识制度化，并渗透到年轻一代的集体潜意识中。族群问题，过去是民进党手 中的一张选战牌，如今已经成为目的本身。几年下来，结果如何呢？我们现在 都看到了，台湾被分裂了，分为蓝色的北部和绿色的南部，阿扁还没有实现所 谓的“台湾独立”，倒已经造就了台湾本身的南北分裂。民主政治是需要稳定 的共同体作为基础的，但如今台湾作为一个地区性的政治共同体，其政治整合 和集体认同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很难想象，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可以建立在目 前这种“南北分裂”的基础上。所以说，族群意识形态摧毁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台湾现今的状况是它自身历史演绎的结果。族群意识形态不解决，台湾的民 主政治一天就得不到安宁。
刘：如果在历史上省籍界限还可以与“阶级利益”纠缠一起的话，那么到 了今天，这种族群对立意识更多地是意识形态的建构。把族群对立激化到危及 整个地区稳定这样的地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操纵的结果。一个健康的民主 社会，应该会有一种公共舆论的力量、文化和制度的力量，来制约出于权力需 要的这种操纵。民主不能没有共同的认同，不能离开整合性的共同体，极端的 族群对立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然而现在的台湾政治当中似乎没有一种力量能 够整合不同的族群认同，来缓解族群间的裂痕。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的民主 政治有着巨大的隐患。这次选举的危机只是这种隐患的一次显现。
许：这次台湾的大选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在大陆一些热爱民主的 知识分子那里，民主被简化成选举政治。他们以为实现了直选，人民意志就可 以得到实现，核心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但从台湾这几年的民主实践来看，民 主制度的核心当然是选举政治和多党轮替，但还需要公民文化和法治的制度化 环境的配合。按照罗尔斯的看法，一个正义的民主宪政制度，是需要全体公民 的公共理性的。也就是说，在民主制度下，选民们所遵从的不仅是政党的原则 ，选择的不仅是最好的自我利益的代理者，而且需要遵从和捍卫以宪法为核心 的正义原则。在党派利益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共同体公共利益。一个成熟的公 民文化总是把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看得很重，如果某个党派损害了公共利益，就 会被选民所抛弃。
今天的美国布什的民调很低，讨厌他的人不一定喜欢民主党，但认为布什 伤害了美国的公共利益。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政治家们总是以公共政策 为核心来吸引选民的。而在今天的台湾，族群认同却成了选举政治的核心，好 像实现了族群认同，所有的利益就可以得到满足、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似的 。利益与认同问题捆绑在一起，结果导致利益被淡化，公民认同与公共理性就 容易被忽视。
刘：我们经常谈论公民文化的重要性，但公民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 教育问题”。对大众来说，不可能用意识来解决意识问题。健康的公民文化是 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这包括从政治危机中汲取教训。台湾目前的社会动荡几 乎使所有的人都卷入了政治，也正好使自身的问题凸现出来，为台湾民众提供 了一个倾听、反思和对话的契机。如果能够在冲突、危机和教训中通过讨论和 对话来更深入地理解民主，台湾也有可能把这次政治危机转化为一次发展民主 的机会、一次重建公民文化的机会。但我们还不知道目前的危机是否能够转化 为这样一种契机。
许：也许３·２７大集会是某种转折，是从“蓝绿”向“黑白”的转折点 。罗大佑在集会上“不分蓝绿、只要黑白”的呼声，是一个极具象征的意义。 在此之前，在台湾政治中，充斥着选民文化，只关心蓝营还是绿营当选。３· ２０大选结果出来以后，连宋带领蓝营群众去总统府静坐，争的还是一个政党 利益。但是，阿扁在这一事件中得罪了太多的人，不仅是蓝营基本盘，还包括 许多中间选民。枪击案的疑云、验票中的问题都使选举的公正性受到了怀疑。 ３·２７五十万人的大集会表明，台湾人的诉求从特殊的政党利益上升到了对 社会公共正义的关心，蓝绿问题转变为黑白问题。这样，人们的身份也从选民 变成了公民。选民只关心特殊利益和认同，关心的是特定政党利益的实现。而 作为一个公民，他所关心的不再是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普 遍正义。公民的立场就是公共正义的立场，它是超越于个人的选民立场之上的。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３·２７中，对阿扁的抗议，具有诉求的多元性 。蓝营是基本的抗议力量。但一些中间层的白领和知识分子也加入了抗议队伍 ，他们或者对台湾的民主危机发生了焦虑，或者觉得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生活秩 序产生了脱序，因而起来保护民主制度、社会秩序，捍卫公共正义。虽然抗议 的背后与具体的利益牵连在一起的，但一旦他们以公民的立场质疑选举的正当 性，利益政治就变成了对程序公正的追求。事实上，所谓的蓝绿之分是被人为 建构的，表面上好像是选举的两极化，在投票那一刻选民是无可选择的。但是 在选举过后的抗议运动中，公民立场就会凸出，回复到多元的利益诉求。
刘：如果真的能从“蓝绿”转向“黑白”问题，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但我感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讯来判断。我相信罗大佑的声音代表了超越蓝 绿之争的更高诉求。但３·２７集会的参与者也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对其他一 些人来说，“黑白之争”也可能仅仅是一种话语策略，背后的根本诉求仍然是 “蓝绿”的党派权力斗争。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有许多学者对投票的“党派取 向决定”还是“议题取向决定”做过比较分析，发现美国公民的投票行为中党 派认同比较弱，决定投票的主要因素是不同议题和政策方案之间的选择。而在 台湾投票行为中，党派认同的取向相当强，这是建筑在被激化的族群对立的政 治之上的。这种长期的党派情结可能很难一下子扭转。
许：公民文化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培育出来的。在民国初年，中国也出现 了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但结果是一团糟，最后导致军阀出面收拾残局。大陆有 一些知识分子批评文化决定论，但如果因此导向制度决定论，以为只要有了民 主制度，公民文化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就会产生误导。制度与文化是互动的 。好的公民文化，如果没有的好的制度来保障，就不可能建制化；相反，好的 制度如果没有好的公民文化来支撑，再好的制度也会变质。２０世纪的中国， 制度变革是如此迅速，如此频繁，而公民文化的发展非常缓慢，跟不上制度的 变化。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传统，强调的是修齐治平，这样一种以为政治就是 好人当政的道德理想主义，在政治实践之中，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法家族 制度相结合，就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私性政治文化。表面上高喊天下为公，但政 治文化中的潜规则却是私性政治，不问正义，只求利益，不问黑白，只看是否 是自己人。
林毓生教授这几年观察台湾民主，看得痛心疾首，他尖锐地指出，从蒋氏 父子到李登辉、陈水扁，都将江山看作是囊中私物。许多台湾选民也不问是非 ，不管政党的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只关心哪个党派、哪个总统候选人是自己人 ，不是外人。所以，台湾虽然现在有了多党制，但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台 湾中南部，占主流的仍然是传统的私性政治，只不过它是以选民政治的面目出 现的，披上了现代的外衣而已。
刘：的确，我们必须既反对文化决定论，也反对制度决定论。天下也没有 一种民主政治是等到培养出良好的公民文化之后再来建立民主制度的。我想强 调的是，公民文化是在一定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这也就要求一定的制度前提 。民主制度的发展也并不一定是要一步到位，一揽子解决。制度建设可以从法 律和公共舆论方面开始，在法治和公共讨论的实践中，公民培养尊重法律的文 化，学习在公共领域中对话和争论的文化，学习接受不同意见的“理性分歧” 的文化。这些政治文化的养成，需要一定的制度性前提和制度保障。但是，即 使有健全的政治制度，即使也有良好的公民文化，也绝不会有“太平和睦”的 民主政治。我们许多人对民主抱有某种错觉，以为所谓健全的民主社会就不会 发生动荡和危机。其实，民主政治绝不是“政治的终结”，这意味着总是会有 冲突和斗争，只不过民主具有特殊的政治方式来安排和应对冲突。
默菲（Ｃｈａｎｔａｌ Ｍｏｕｆｆｅ）在她三年前出版的《民主的悖论 》中指出，目前的“自由主义民主”本身包含着内在的逻辑紧张，因为自由主 义的诉求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民主的诉求是平等和主权。两百年来的民主 实践，实际上是把自由的诉求民主化，把民主的诉求自由化。罗尔斯和哈贝马 斯都试图将民主与自由调和起来，确立某种解决冲突的理性程序。罗尔斯更偏 向于自由，哈贝马斯可能更偏重于民主。但在默菲看来，根本不可能达成这种 一劳永逸的理性程序，因为自由与民主这两种逻辑的紧张是内在的，会在政治 实践中形成所谓“对抗的多元性”。这种对抗并一定是恶性的，但每一次对抗 的解决都只是暂时的，共识的达成也是暂时的。所以，民主政治必须直面“对 抗多元性”所造成的政治不确定性，而不要去指望一劳永逸的政治方案。虽然 我并不完全同意默菲的论述，但这也提醒我们，不要以一种对民主的幻觉来衡 量政治实践，对台湾目前局势的判断也是如此。
许：在台湾，民主的产生不是像英国那样是一个自然演绎的产物，它是开 明强人顺应民意的产物。政治权威力量非常强，利用个人的威信推动民主政治 的产生。因此，民主政治之中，一直摆脱不了强人政治的色彩。在美国，民主 制度是三权分立的，司法超越于具体的党派利益之上的，没有人敢挑战司法的 权威性。国会也是一个对总统非常强大的制衡力量。美国２０００年大选中， 碰到台湾类似的问题，但一经最高法院的裁决，大选危机立即轻易地化解。但 现在台湾的问题是，主持大选的“中选会”本来应是独立于政党的，但在实际 运作中受到了行政力量太大的操控，所以蓝营拒绝行政验票，因为在他们看来 ，“中选会”就是行政的一部份。台湾的司法也同受到行政很大的影响，目前 的大法官竟然都是阿扁任免的。台湾民主政治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权力过大。 俄罗斯虽然与台湾政治类似，但幸而普京是一个“好的”沙皇，代表公众利益 打击权贵和分裂势力，得到了选民的普遍支持。但台湾的不幸在于遇人不淑， 自小蒋之后，“总统”一个不如一个，每况愈下。
台湾政治现在缺乏公信力。在美国，一旦发生党派之争或其他紧急情况， 可以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英国的凯利事件也同样组成了独立调查委 员会。但在台湾却缺乏这样的超党派机构。大法官面临的问题是，他该对谁负 责？在神权社会，所谓法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到了世俗社会，法就是社会的 正义原则。这是公信力的源泉。但是在今天的台湾，由于缺乏公共正义和公共 理性，政治在实践领域受到了私性政治的潜规则支配，成为了人情政治，无法 超越于党派，给公众一种公信力，连调查枪击案都要请美国专家出场。连起码 的自主性都没有，还谈什么“台湾独立”呢？
刘：每个地方的民主化都有自己特殊的道路，也就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问题 。台湾的政治转型起源于民主诉求与族群诉求的相互纠缠，而在后来的发展中 族群问题被不断强化，出现了“路径依赖”特征。这使得议会、司法和其他制 度性安排都无法独立于党派利益。没有这种超越性，制度就失去了权威性和公 信力。
许：３·２０以后，连宋带领蓝营群众去总统府静坐，有舆论批评说他们 没有遵循法律去进行抗议，而是诉诸于群众运动，认为这种违法的抗议破坏了 法治。但我认为，抗议运动虽然是违反的，但这是一种公民不服从的基本权利 。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即使像罗尔斯在讨论正义秩序的《正义 论》中，也辟专章专门讨论公民不服从的合理性以及界限问题。罗尔斯认为， 公民不服从只有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才有效。他说，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公开的 、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 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的行动，一个人诉诸共 同体多数人的正义感，宣称按照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人们 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此刻没有受到尊重”。这就是说，对于公民来说，他所要 遵循的最高原则，永远不是现实的法规，而是内心良知所认定的、并为民主社 会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接受的正义准则。当现实的法律和政府决定违背了内心的 良知原则时，公民有权利按照良心法则的召唤，采取非暴力的、理性的方式进 行抗议。蓝营的抗议就属于这样的性质。在台湾民主制度不健全的前提下，如 果一些形式上的法律与公民所追求的实质正义发生冲突，那么这种抗议就有它 的合法性。
在民主社会中，公民不服从是极其重要的，取消了公民不服从，而仅仅希 望制度自身来调整，那是不现实的，因为政府自身就是一个利益群体，没有来 自公民的压力，指望他们自动改革，无异是与虎谋皮。大陆的一些自由主义者 认为，所谓民主就是遵循程序的公正，实质正义相比程序正义就不那么重要。 这种程序正义拜物教背后蕴涵着法律实证主义的倾向。程序是否拥有正义性质 ，它自己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程序的正义有赖于其后设的、更高级的实质 正义。在程序已经被破坏、或者程序本身不符合法治原则的情况中，你又如何 指望依靠这套坏的程序去争取实质正义？就像民国初年，袁世凯已经操纵了国 会，孙中山除了搞“二次革命”，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所以，越是在民主社 会中，越是需要激进民主和街头政治作为补充。民主政治归根结底是实际政治 斗争的结果。
刘：政治抗议有不同的性质。有的是依据现存的法律框架，要求实现法律 所赋予的权利和“合法要求”；而有的则要求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或者说挑 战不符合更高正义的“恶法”，后者才是公民不服从的抗议。我不太清楚蓝营 目前的抗议，针对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仅仅是抗议选举过程中的违规违法操作 ，那么很难说这是一种“公民不服从”行动。抗议活动本身可能没有事先申请 得到批准，不符合特定的法律程序，但在原则上仍然符合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 、结社和游行等自由。任何一次政治抗议、社会运动乃至革命都会诉诸于更高 正义的口号，但在短期内人们很难判断它追求的究竟是正义还是党派权力。所 以，一个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抗议，是否属于依据公民良心和正义感的公民不 服从行动，仍然需要分析和判断。美国的民权运动可能是公民不服从的一个典 型个案。蓝营目前的抗议的确有超出选举问题本身的呼声，具有对整个现存政 治的批判倾向。如果最终可以证明，这不是一次党派性的选民集结，而是一次 “公民良知的觉醒”，那么其意义是十分积极和重大的。
许：台湾的危机目前呈现出某种总体性危机的症状：股票狂跌、民心不定 、政治动荡。如果一个民主社会发育成熟的话，即便发生政治危机，也是可以 由其他社会力量来制衡的。制衡可以分为内制衡与外制衡。前者是三权分立的 宪政体制，而后者是依靠多元的社会力量制衡政治力量。我在哈佛大学访问时 ，杜维明教授告诉我，在美国，无论是总统、财团、媒体还是知识分子，都觉 得自己的力量太小了。这说明美国的社会力量是多元的、相互制衡的。现在台 湾的问题之一，是它的外制衡和内治衡都发生了问题。蓝绿营的政治分裂是如 此严重，整个社会两极化，缺乏第三种声音。即使有，也很微弱，很零散，没 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足够重视。台湾缺乏超越于党派之上的社会力量。
在东欧巨变时，波兰的大主教可以站出来整合社会，宗教力量能够发生作 用。而在捷克，哈维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代表了社会的公共良心，也享有崇 高的社会威望，能够对化解危机发生作用。而在台湾，宗教力量有限，一般无 法在政治层面发生影响。中研院院长、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先生本来被 寄予希望扮演一个类似哈维尔角色的，但遗憾的是，这位本来在台湾社会中几 乎是半神半人的科学权威，在上次总统大选中，利用他的公信力支持了绿营； 而在这次大选中，一开始还令人尊敬，与林怀民、王永庆联合发表《沉痛的告 白》，但在竞选的最后关头，再次声明挺扁。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吗？ 钱永祥先生在四年以前，就批评李远哲，认为他滥用了科学家的权威。自然， 作为一个选民，李可以投阿扁的票，这是他个人的权利，但当他作为公共知识 分子发言时，就不能仅仅按照自己的政治好恶，而要从公共立场上思考，并承 担起相应的责任伦理。但李远哲辜负了知识分子的身份。
在以前的威权政治时代，１９５０年代有《自由中国》知识分子，１９６ ０年代有李敖的批判，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有余英时、许倬云、林毓生这 些知识分子通过《联合报》、《中国时报》的专栏文章，领导舆论。但如今， 台湾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我记得１９９９年访问台湾时，听李敖演讲，他说 ：在殷海光时代，政客跟着知识分子跑，但到了今天，却是知识分子跟着政客 跑。知识分子完全卷入了党派政治的旋涡，无法超越于混战之上，发出自己的 独立声音。知识分子的缺席，独立于党派的社会力量的缺席，公众声音的缺席 ，这是今日台湾的问题之一。１９４０年代国共分裂时，中国还有第三种力量 ，今天台湾的第三种力量在哪里？
刘：党派政治也可以不是单纯的“私性政治”，因为党派的力量可以来自 多元利益的汇集。但在台湾，整个社会已经被两极化，民众围绕着族群对立的 两个轴心而聚集，个人利益也在两极化的磁场中与党派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大 众传媒要获得市场也不得不走向极端。这不仅淹没了很多重要的政治议题，而 且使社会中间力量变得极为薄弱，任何超越性的立场在公共领域中都难以获得 政治影响力。许多台湾的知识分子都具有独立和深刻的批判性思考，也有热烈 的关切和参与的愿望，但他们在公共领域中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这正是台湾知 识分子当下的困境。李远哲作为一个有公众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在这种特殊背 景下是十分稀缺的象征资源，正因如此，知识分子对他抱有厚望，期望他能够 超越党派之争，在公众当中表达和凝聚独立的批判声音，但很遗憾，他没有起 到他应当担负也能够担负的作用。
许：台湾现在的广场政治不是公共领域的常态，公共领域是诉诸理性的， 并且试图寻求共识。而广场政治诉求的是激情，是激进民主。街头政治对抗庙 堂政治，其结局将如何？我们对台湾将有以下三种观察。首先，泛蓝与泛绿双 方能否在政治纷争之中找到妥协点？这种妥协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而是能 够认识到只有妥协双方才能共存。双方必须致力于族群和解而不是族群激化， 双方要向中间路线靠拢而不是两极化，按利益政治原则使社会力量重新分化组 合。其次，台湾是否可以在目前的危机中发现制度设置的弊端，推动制度改革 ，按照公正原则改善制度的程序，改变行政权力独大，使行政、立法和司法权 力真正制衡？最后，３·２７中所表现出来的“只问黑白”的公民文化能否继 续扩展，逐渐取代目前的“只问蓝绿”的私性政治？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包括 台湾的公民，都应该有这种转变的自觉意识。如果不能解决目前的状况，而是 用暴力和非理性的方式解决危机的话，那么台湾的民主就会发生很大的逆转。 这种逆转不仅将影响台湾本身，而且将影响两岸关系、中美关心乃至整个东亚 和世界的稳定。
刘：在政治冲突中非理性的方式可能有很强的号召力，但理性的声音也往 往是在最危机的关头才引人关注，发人深省。如果这次政治危机能够得到理性 的解决，新的公民文化可能会得到发展，更为理性的政治方式也有可能形成。 实际上，马英九等新一代政治领袖中间，已经显示了一种新政治文化的萌芽。 也许四年之后，台湾的政治局面会有很大的改观。
〔原载《世纪中国》，上网日期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