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朱学勤，史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风声雨声读书声》等书。
“凌 伊” 先 生
·朱学勤·
当时有一点费解，至今未解：将“四人帮”称为“上海帮”，是否妥当？ 且不说上海是中共诞生地，伟大光荣正确，以此命名帮派丑类，令人发生不愉 快联想，政治上很不严肃；但说那四人中没有一个说上海话，生活方式亦无半 点市民习性，即不能服人。他们确曾在那里工作过，或地下或地上，那是为了 抢占上海，而不是代表上海，更不是护卫上海。如果一定要与上海挂钩，那也 只能怪这个城市华洋杂处，好歹不分：这些人成名于三十年代“左联”活动， 江青是在左翼演艺界被捧成进步明星；张春秋以狄克为名攻击鲁迅，是嫌鲁迅 左得不够，要与鲁迅比革命；姚文元年青，乃父姚蓬子曾任“左联”全国常委， 得其家传，也可称左翼传人。“左联”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今日电视剧《暗算》 中有形象反应，剧中人大多在暗处，枪一响，路边市民一脸惊愕，浑不知那些 逃出街角的身影是在代表他们的根本大利。
还可以伦敦为例（这个城市太像伦敦，不仅仅外滩景观与泰晤士河畔形似）， 马克思《资本论》书成于伦敦，１８６４年第一国际成立于伦敦，１９０３年 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成立于伦敦，这些活动与伦敦市民有什么关系？有哪一派史 学家因此而称这些人为“伦敦帮”？王洪文当然是另类，却是个说东北话的保 卫科干事，与城市习性距离更远。１９７６年揭批查“三种人”，是要追究 “历史根源”的，将这一帮派命名为“左联帮”不是比“上海帮”更贴切，也 更有利于打开历史纵深吗？
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得那批 留守上海的地方头目有点像本地人了。大军压境，立受招安，检讨、揭发、输 诚，要什么给什么，哪有一点暴戾之气？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习气。可见 左派们在这个城市活动多年，就算把握了政权也呈悬浮状，或地下或地上，就 是不能站稳地面，一接地气，终被软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还是市民软化 革命？
纷纷扰扰中，文件传达越来越多，心猿意马，昏昏欲睡。忽听一句大黑话 ，让我眼前一震，内心一惊。那文件说，王张江姚被捕后，“上海帮”群龙无 首，居然有人在会议室倡言：“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 又一个巴黎公社！”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此后在文件中反复引用，也像 刀刻一样刻在我心里三十年，不能忘却。须知说话者并不是军人，竟是一介书 生，从复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学家，大概是他读历史读多了，１９７６年 竟引用“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说完后，北京方面不动声色，允许他按原定 日程访问日本。归来落虹桥，下机即逮捕，入狱十四年。
十四年后轮到我在复旦念博士，不幸读历史，专业也与“巴黎公社”相近 ，自然就打听这位史学前辈。一般来说，文革垮台者在本单位都有坏名声，不 是搞特权，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个例外，听不到有幸灾乐祸，言者多为惋 惜，间或还有同情。
他本来是功底深厚的明史专家，１９４８年入党，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 记，１９６４年组织该系几个青年讲师讨论“李自成晚节不忠”、“农民战争 史”、“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起名“罗思鼎”（螺丝钉）。华东局闻讯， 正要组织反修写作班，遂将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晚清李鸿章为爱妾购 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他在“丁学雷” 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却未搬进上海西 区，住复旦老房子，拿复旦讲师工资。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电话打到复旦家 属区，门房老头去他门前喊，他赶过来接，差一点误事。姚才知道“宣传部长 ”家里没电话，赶紧指令有关部门去给他装上。１９７４年周恩来四届人大组 阁，曾点名要他进京任文化部长，张春桥不放，拿于会泳顶替，后者“怀仁堂 事变”后自尽，可谓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会常委，１９７６年 被揭发有“巴黎公社言论”，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狱外就医，门开 处，迎头撞见陈伯达，遂知陈为隔壁邻居。刑满释放回复旦，发两百元生活费 ，不恢复公职。当时说定即此封顶，再不增加，十几年内物价翻几倍，不能不 增加，到目前为止，生活费不足千元。
他出狱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见，缘吝一面。又过十一、二年 ，他关注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托人带话，问愿不愿见？这才有了机会。记得是 个大热天，他穿一件磨薄了的老头衫，手执一把蒲扇，满头白发不显老，眉宇 间隐隐有大气，确实是前辈，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辈。
此后冬来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询问。林立衡一行来上海，我请老 先生出来聚餐，戏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让你们两个冤家见见面？”宾主 尽欢，众白头共话天宝当年。当时就在四平路，离空四军军部不远，老先生忆 旧，说文革中他有一个复旦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姓李，不关心革命化，却鼓吹现 代化，江湖上薄有名声，林立果闻言，就在四军军部召见。听一番现代化宏论 ，太子大悦，传令特招，纳入麾下。军装刚上身，９１３事发，那人剥下军装 进隔离室，此后销声匿迹。
宋德金先生１９６２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调入毛家湾任秘书，９·１３ 后隔离清查十年，出来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那时已退休，随行来沪。 闻老先生此言，补白曰：他招入毛家湾只是读文件，林寡言少语，深浅莫测。 与林面谈时间最长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准备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 ，专题汇报大国如何现代化。我闻宋氏言，遂有补白之补白：三十年后今天， 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奉召入中南海讲史，给第四代领导人讲的也是这个题目， 《人民日报》刚发新闻，头条头版。
还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园”，昔日禁苑，今已开放为营业性餐馆，门庭若 市。老先生三十年后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刘亚楼死在哪一栋楼；戴厚英如何 获“小钢炮”外号；秀才加班，夜餐为一碗光面；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周恩来 高兴，突然说要请客，每人发一根雪糕棒冰。
那天徐景贤也在座，两人相互补正口述史，很有意思。老先生说，大约 １９７４年前后，毛泽东想读庾信“枯树赋”，传谕“丁学雷”点校呈送。他在 这栋楼内加班加点，点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觉毛内心苍凉， 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贤说，９１３事件后，张春桥发表“论林彪 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扭转当时“批林”局势，批“极左”转为批“极右” 。毛一改颓丧，如私塾先生见弟子优秀作文，加圈再加圈，连画五个圈，超过 文革初期激赏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此后毛交代张在上海试行“破资产 阶级法权”，徐让市革会财政组拿出方案，发现此事经济上行不得，遂悄然搁 置：干部人数、生活待遇相比进城之初供给制，已经发展出汽车、洋房、司机 、保姆一大摊，如欲恢复供给制，财政负担将比薪给制高出数倍，不堪重负。
徐最后一次进京见张，后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 文件，一整天只说六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 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三句话，六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 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这是１９７６年的９月２１日，此时还在钓 鱼台，却已经和秦城差不多了。
我曾不止一次问老先生对文革看法是否有改变，怎么改变。他是史学家， 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是打通古今 ，大彻大悟。第一次问，他回顾狱中重读二十四史，曾掷卷长叹：“一场夺嫡 之争，我何苦卷进！”第二次问，他正在点校《春秋繁露》，遂以汉史为注： 一代君主雄起，总要新臣制老臣，遂出内、外朝之分；内朝多文人，外朝多重 臣，太上一蹬腿，外朝“快”打“慢”，汲黯、兆错见黜被诛，古今皆然。第 三次问，他正回忆文革中“巴黎公社”来龙去脉，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划：“一 条是西洋进来的意识形态，一条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两条线一条都不能 少，交叉处，能找到文革定位。”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 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 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１９７ ６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一次让我震惊 ，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１９４８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 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ｓｅｍｉｎａｒ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 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 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１
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 书”，此外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 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 丛书》十二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 寄。知道这些情况后，我问他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会想到出版这些东西？ 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时有圣旨，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 布置到我这里，圣旨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 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一千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 ”后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 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 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妻子当 年也读那些书，劝我将这层意思向老先生点破，也好让他有个安慰。不料他听 了以后无所动，似乎无啥稀奇。
他是无锡大户人家出身，半个世纪前在复旦读书就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并 不在意这些。１９７６年巨变，下狱前开除党籍、公职，母亲却在同一年落实 政策，得一笔退款，写信问他需要什么，他回信说：“里面有点冷，送一套棉 毛衫裤，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为革命治史，或为圣上点校诗赋，无暇细 读二十四史，这一次有的是时间了，却无力购置。于是“剥削阶级”母亲出手 ，用“落实政策”退回的“人民币”，给“革命逆子”购置“二十四史”，并 向铁窗内邮寄。二十四史太沉，从上海提篮桥转狱去秦城，狱卒搬书，发有怨 嗔：“你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书，还是书！”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进提篮 桥，复旦中文系老教授贾植芳因胡风一案平反出狱，一进一出，居然是同一间 牢房，贾先生还特意关照他所熟悉的狱卒，要善待这位刚进去的狱友。这些事 发生在１９７６，可与《基督山恩仇记》开头那一章媲美，一起一伏，一进一 出，颠扑如戏。我认为本朝本世纪十分生动，且为真人真事，平铺直叙，毋庸 虚构，即可把十九世纪巴黎文人那一点小说滥情比下去。他听后也是心不在焉 ，似乎所有思维细胞都已经历史化，不给文学留下空间。
他的人性柔情这一面，是我在夏天去偶然看见的。天热，他门前有一棵树 ，他坐树下翻阅书报，一方凳，一竹椅，一壶水，一副老光眼镜。树影摇曳， 有三、五只野猫来脚下寻食，他竟有耐心起身喂食，口中还喃喃有语。我看那 盆猫食，是煮熟的，可见他日日如此，每天下午都在等这群老朋友来见。冬天 去，野猫不见了，陋室内堆满古卷，老房子年久失修，三十年代日本人留下的 木结构，门窗皆漏风。室内只有两张老式的学生床，下一层留出床沿当座位， 上一层书摞书，摇摇欲坠。主客对坐，也是隔一张学生桌，青灯黄卷，冷风嗖 嗖。我扛不住冻，大衣不能脱，他穿棉裤、棉鞋，也不说冷，数着刚完稿的古 籍点校本，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是《淮南子》，六十万字；那是《唐六典》 ，一百万字，还有二十万字长序。可以了吧？可以啦，比那时好多了！”他说 的“那时”，是指丁香花园学雷锋，为圣上点校大字本；还是秦城铁屋为自己 读二十四史，一读十四年，终于读出那原来是一场“夺嫡之争”？
去年他心脏动手术，医疗费沉重。此前我多次起念，请他来ｓｅｍｉｎａｒ 给研究生讲讲他的史学，满肚子学问还有阅历，不说太可惜，也好以此理由 开列讲课费，略尽心意。每次提，每次都被他拒绝，怕给我惹是非。这一次他 终于同意了，我们父子俩很高兴地去接。路过１９７６年他初次被关押的军营 ，我让儿子等一等，陪他从围墙边踱过去怀古。隔一条小河，他辨认出那间房 子，笑微微地说：“不就是那排灰营房吗？没变，没变。当时从虹桥机场押进 这个大院，他们要保密，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团部！每逢 八一，我要领队来慰问，熟门熟路。上海我是第一个关进去的，编号为０１。 ”说完用食指在空中画圈，圈里画“１”。
有司无孔不入，很快知悉。老先生第一次来，即被叫停，到第二次，校方 看看捱不过，只能婉转告之。我去校党办说理，主任态度还好，说“老朱呵老 朱，实在挡不住，经不住来人坐在办公室，你这边不停，他那边不走”。我欲 找党委书记，要扳回那个“学术无禁区”，老先生一把拉住，说出原委：“你 那个党委书记我认识，他岳父是我大学时的同窗，上下铺。他还年青，刚到你 们学校上任，你还不认识，我却早已知道。你去点破此事，他怎么回答？若答 应你，上面不会放他过门；不答应，回家要挨老岳丈骂。你要他如何做人？”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只留有一处痕迹。第一次讲完，学生领来讲课费表 格，我签字，也须请他签字，他却为我顾虑：“签名恐有不宜？会给你留下麻 烦的。”我说也是，刚才提到那个“０１”就不错，你也不在乎笔名多少，新 开一个吧？老先生展颜一笑，就签两个字：——“凌伊”
〔完〕